1930年儿子撒谎参军，多年后成为司令，母亲：你还认我这个娘吗？ “1952年5月16日早上六点半，老赵，你说那辆军车里真是小贺？”村口的刘大伯压低声音，仅这一句便让围在路边的乡亲都屏住了呼吸。 吉普车停下，军区司令员贺健跨出车门。他的军帽在晨风里微微晃动，脚步却不见丝毫犹豫。拄着拐杖的老母亲站在人群最前面，眼圈早已通红。当她抬手落下一巴掌，清脆的声响让旁观者心跳骤停。 老太太泪水涌出：“二十多年，你说去当铁匠，却一封信就没了，你还认我这个娘吗？”贺健低头，一字未辩，把这巴掌当作多年亏欠的利息。 回想往事，他出生在1911年中秋，湖北黄安一个并不贫寒的农家。父亲老实巴交，几亩田外加一头水牛，日子算得上殷实。偏偏这个老三不爱种地，十五六岁就常年往外跑，爬山、下河、斗草，无一不敢，邻里都说他“心野”。 1926年，县城招兵处第一次张榜，他偷偷报了名。父亲追到营门口，把他揪衣领拖回家。那年头，乡下人把当兵看成九死一生的买卖，他们舍不得这个最小的儿子去送命。 可“闯荡”二字早已扎根。1930年春，贺健端着饭碗向父母“请示”要去学打铁。母亲信了，亲手把十几块大洋缝进他贴身的布袋。谁料孩子转身就投了红一军，名字写在新兵花名册上时，他还在心里说了一句“娘，等我出息”。 部队里的他，很快露锋。参军第三天，敌人摸哨，他端驳壳枪连点三发，毙一俘三，顺手缴来一挺马克沁。指导员咂嘴：“这小子，敢拼。”功劳簿上第一次记大功时，他不过十九岁。 训练场上，贺健不服输，子弹壳灌满沙袋挂腿上跑三公里，别人换枪时他练盲射。几个月后他被调去做徐向前的警卫员——这份信任得来不易，更失不得。 1932年潢光战役，徐向前在前沿壕沟观察。敌兵抡起手榴弹，顶风抛来。贺健一个箭步将总指挥扑倒，炸点溅起的石块划破他的臂膀。徐向前事后只说八个字：“此子，能托付生死。”从那以后，职务像台阶一样递升：县大队长、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直至团长。 抗战爆发，枪炮紧缺到极点。1939年他奉命去延安接军工专家，护送途中遇日军两个中队。汾河河谷夜雨未歇，他把老教授们圈进中央，亲自率四十名老兵突前开路，再回身狠狠捅敌侧翼。战至天明，日军留下四十余具尸体撤退，专家和技术资料完好无缺。战士敬他“活阎王”，因为他打得狠，却护人最周全。 鲁南、岌山、郯城、马头镇……他带着一百来号人，时常把成建制的敌军拖住数日。日伪听到“贺四团”三个字，比听警报还紧张。也正因这名头，1942年几名伪军抓到他妻女后自觉惹祸，连夜把人送回，还赔了两担米面。 1949年，礼炮在天安门轰鸣，他在华东野战军序列里看着五星红旗升起，被任命为鲁中南军区司令员。那时离他最后一次给家里寄照片已过去十七年。母亲把那张黑白合影塞进墙缝，国民党搜家时，她用身子挡在墙前没让人发现。 和平到来，他终于向首长请了探亲假。1952年这天，他带一班警卫回乡，母亲早在村头等。老太太那记耳光后，情绪慢慢平复，把照片和两张硫酸纸做的苏维埃币递给儿子：“我早知道你去参军了，只求你活着。” 临走时他跪地磕头，只留下一句话：“娘，儿子没给您丢脸。” 2008年5月4日，大连医院病房内，九十八岁的老兵合上双眼前交代后事：骨灰要埋到母亲坟旁。他说母亲担心了他半生，该换他守在老人身边。 贺健一生浴血，勋章能挂满一面墙，却认定那一巴掌才是最重的嘉奖。山河无恙，他终究把亏欠补回——把自己留在了母亲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