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主席纪念馆的评价：建是不妥当的，但也不赞成拆掉。
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这位改变了中国命运并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伟人，安然辞世。噩耗传出，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当天下午4点，中央广播电台伴随着低沉的哀乐播报了这条震惊全国的消息。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界，都为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感到深切哀悼。 1977年8月底，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首次访华，特意在李先念的陪同下到访刚刚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这是纪念堂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元首。铁托在毛主席的坐像前长久肃立，神情悲戚，对中国人民失去这位伟人深表同情。他鼓励中国人民将哀思化为力量，继续追寻毛主席的理想。 纪念堂的建设速度令人瞩目，从设计到落成仅用了一年时间。1977年9月9日，纪念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正式对外开放。当天，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群众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瞻仰这位改变历史的伟人。然而，由于需要领取“瞻仰证”才能进入纪念堂，初期的参观进度缓慢。直至1984年6月，改为凭个人证件排队入场，这才缓解了人流压力。 从纪念堂开放以来，瞻仰毛主席的人群从未间断。据统计，自1977年起，已有约3亿人次到访，每小时瞻仰人数高达8000人。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排队队伍，成为一道别具意义的风景线。寒暑交替，人们的热情却始终如一。从天南地北赶来的群众，扶老携幼，克服各种困难，只为亲眼目睹这位伟人的遗容，表达对毛主席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特别是在清明节、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以及逝世纪念日，瞻仰队伍绵延数公里，从人民英雄纪念碑一直延伸到前门，人数常常超过10万。排队的人群中，有老人拄着拐杖缓步而行，也有年轻父母怀抱婴儿，更有学生团体集体瞻仰。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对自己百年之后的身后事进行了交代。他明确要求去世后遗体要火化，骨灰撒入长江，不搞任何形式的土葬，更不要大兴土木修建陵墓。毛主席之所以作此决定，除了他一贯崇尚艰苦朴素的作风，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去世后有多少人为他悲伤哀悼，而在于他一生为国为民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毛主席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世人昭示:伟大不在于鲜花与掌声，而在于为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子情怀。 毛主席关于身后事的种种言行，无不体现了一位伟人高风亮节的精神境界。他淡泊名利、视死如归的胸襟气度，感染和震撼了无数人。这种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心性修为，更有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豪情。毛主席的风范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然而，尽管毛主席生前对修建纪念馆有着明确的否定态度，但在他去世后，中央领导集体还是经过慎重讨论，做出了与之相左的决定。这一决定有着复杂的现实考量。 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悼念之情是前所未有的。毛主席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威望是任何领导人都无法比拟的。群众有着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永远瞻仰敬爱的领袖。在这种氛围下，中央如果按照毛主席遗愿，不保存遗体、不修建纪念馆，恐怕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猜疑，给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权衡利弊之下，中央选择尊重民意，顺应人心所向。
1933年，中央苏区的工农政府迁至江西瑞金沙洲坝。一天，毛泽东看到村民挑着浑浊的水，便询问其用途。得知这是饮用水后，他深感不安。沙洲坝长期缺乏干净水源，村民只能饮用这样的污水。毛泽东当即决定解决这一问题。他组织干部和村民用竹管临时引来山泉水，又亲自参与打井，最终为村民提供了清洁的饮水。一位村民感激地说：“毛主席替我们把一切都操到了。”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这不仅是口号，更是他政治理念的真实写照。他始终把自己视为人民的一员，为广大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评价，毛泽东深刻理解中国农民的诉求，将这些诉求化为变革的力量，令人惊叹。 1975年，毛泽东收到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来信，反映山区食盐价格过高问题。他立即指示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件事体现了毛泽东对群众来信的高度重视，他认为满足群众的正当需求，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他强调，无论问题大小，都要认真对待人民的诉求，绝不能有官僚主义态度。 毛泽东不仅在社会问题上展现智慧，还在科学领域提出了深刻见解。1953年，他大胆预言质子和中子可再分，主张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一观点源于他对哲学中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理解。20世纪70年代，粒子物理学研究逐步证明了基本粒子并非不可分。为纪念他的前瞻性，美国学者格拉肖提议将假设的物质最小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用实践诠释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在全球范围内留下深远影响。他的“人民万岁”精神，激励了无数人继续为社会进步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