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韦杰病逝，妻子主动将他名下豪车交还成都军区，军区很为难的回答道：这个档次的车子交了，现在军区谁也没资格坐，不如家里留着用！ 韦杰生于动荡年代，家境贫寒。1930年代，他还只是个少年，就毅然参加了红军。那时的红军条件艰苦，吃的是野菜树皮，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 长征途中，他和战友们风餐露宿、爬雪山、过草地，无数次在死亡线上徘徊。他靠着坚强的意志活了下来，也亲眼见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正是这些磨难，磨砺了他不贪图享受、心系战士的军人本色。 抗日战争爆发后，韦杰在多个战区与日军激烈交战，屡建战功。解放战争期间，他带兵打仗更是以果敢著称。在东北、华北多个战役中，他带领部队奋勇作战，屡次立功，逐步晋升为军长。 但即便是位高权重，他的生活依然清苦。一件军大衣一穿就是好几年，出差住招待所，伙食和普通战士一样。 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韦杰也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初期战况紧张，美军火力强大，中国军队牺牲惨重。 韦杰所在的部队遭遇过失利，也有过挫折，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鼓舞士气，逐渐稳住了阵脚。 他并不以胜败为唯一标准，而是看是否尽了责任，是否保护了更多的士兵。正是在朝鲜那段时间，他对“责任”二字有了更深理解，也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战后，他依旧不讲排场、不搞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韦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分管作战与训练等重要事务。按理说，到了这个地位，生活条件早应大幅改善。但韦杰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节俭风格。 有一次军区为他分配了一辆红旗轿车，但他嫌油耗高，坚持换成一辆旧车。 他说：“坐那个红旗，太费油，不合适。”周围人劝他：“您是副司令员，用点好车合情合理。”他却摆摆手：“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是要节省国家的资源。” 1985年初秋，成都的天气转凉，韦杰将军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他咳嗽不断，体重骤减，原计划回老家休养的事也被迫搁置。 医院检查后发现，他的肺部感染已经相当严重。消息上报后，中央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他进京治疗，并特别批准为他配备一辆奔驰250轿车，以供他在医院与住处之间通勤使用。 奔驰车开到家门口那天，郭毅正在厨房里准备饭菜。 司机敲门汇报时，韦杰正坐在藤椅上看报，听完之后，他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放下报纸站起身来，走到妻子跟前。 语气严肃：“这个车不能随便动！你记住了，这车是国家的，只能用在公务上，家里人一个都不能碰，听清楚了吗？” 郭毅一愣，连忙点头。而韦杰自己，对这车也是能不用就不用。 有一次他需要去医院复查，工作人员早早安排好司机等着接送，车子在楼下轰鸣着发动了好一会儿，却迟迟等不到人下来。 原来，韦杰已经悄悄联系医院安排了一辆救护车。他推门而出，拄着拐杖，自己慢慢上了担架。 护士急了：“韦老，您的奔驰就在楼下呢！坐救护车多颠簸啊。”韦杰摆摆手，坚定地说：“我这是看病，不是办什么公事，凭什么坐奔驰？别浪费国家的钱。” 众人拗不过他，只好作罢。救护车缓缓驶出院子，奔驰250依旧原地待命，车身在阳光下闪着光，可车主却始终不愿踏进一步。 1987年，韦杰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余岁。他走得平静，却把一生的正气留在人间。 他去世后，妻子郭毅做了件让军区都感动又为难的事——她主动提出将那辆奔驰250车归还军区。 军区领导一时犯了难，说：“这个档次的车子，我们军区没人有资格坐啊。不如家里留着，以后孩子、孙辈也能用。” 可郭毅摇头说：“老韦在世时就再三叮嘱，车是国家的，哪怕他去世了，我们也不能私用。他活着都不同意留，那我更不能坏了他的规矩。”说完，便坚持把车交还。 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韦杰的节俭，不是作秀，不是做样子，而是融进骨子里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