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成田机场的到达大厅里，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拖着行李箱快步走出。 几小时前，Beyond乐队主唱黄家驹在富士电视台录制节目时从舞台坠落，陷入昏迷。 蔡澜接到消息后立即放下正在洽谈的电影项目，订了最早一班飞往东京的机票。 当时Beyond成员在日本语言不通，面对医院的各种手续和媒体围堵手足无措。 在东京医院的走廊里，蔡澜用流利的日语与医生沟通病情，协调手术安排。 他还联系了在日本的朋友，请他们帮忙处理保险理赔和联络香港领事馆。 黄家驹最终没能醒来，处理后事的那几天，蔡澜几乎没有合眼。 他要应付警方的调查询问，办理遗体转运手续，还要安抚悲痛的乐队成员。 当时有日本媒体想炒作事故背后的阴谋论，蔡澜直接拿着医院的诊断报告召开了一个小型说明会，用事实平息了谣言。 这不是蔡澜第一次在朋友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 1992年，成龙因为一些商业纠纷受到威胁，蔡澜让他暂住自己家里，还通过嘉禾公司的关系请了律师处理纠纷。 蔡澜在香港电影圈的人脉很广，他1960年代就进入邵氏工作，后来成为嘉禾的电影监制，参与制作了成龙的《快餐车》《龙兄虎弟》等多部作品。 除了电影，蔡澜还是知名的美食家和专栏作家。 他在《明报》《壹周刊》等媒体开设专栏，写美食、谈人生，文字轻松幽默。2010年他还担任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顾问。 蔡澜的处世态度很洒脱，他曾在访谈中说：“能帮朋友就帮，不要想太多回报的事。人生很短，计较太多反而活得累。” 当然，蔡澜也不是没有争议。他监制过一些商业片，包括几部三级片，被批评过于商业化。 他的一些关于两性关系的言论也引发过争议，比如“男人应该花心”这类观点让不少人反感。 1998年女星陈宝莲去世后，有媒体指责蔡澜作为监制应该对演员承受的压力负责。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件事让他的形象受到一定影响。 进入21世纪后，蔡澜逐渐淡出电影圈，把更多精力放在写作和美食推广上。 他出版了几十本书，内容涵盖美食、旅行、人生感悟等。 2019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一生做过很多事，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最让我欣慰的，是在朋友需要时能够帮上忙。” 2023年是黄家驹逝世30周年，Beyond成员叶世荣在纪念活动上提起当年的事，说如果没有蔡澜的帮助，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复杂的手续。 如今80多岁的蔡澜定居新加坡，但仍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2022年疫情期间，他通过视频教年轻人做简单的家常菜，分享生活的小智慧。 有人评价蔡澜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既有江湖义气的一面，也有商人精明的一面。他的文字有时温暖治愈，有时又显得玩世不恭。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蔡澜是个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那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代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时代在变，价值观也在变。蔡澜代表的那种处世哲学，有人欣赏，有人质疑。 但在一个越来越讲究利益交换的社会里，那份“能帮就帮”的直率，或许正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专访蔡澜 凤凰卫视《光阴的故事》特别节目 《香港电影传奇》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