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13岁男孩因精通日语，被日军相中，当上日军翻译官。日本投降后，他却成了抗日英雄。他是谁？又是怎么成了抗日英雄？他叫陈敏学。
1938年的广东，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恐惧，日军铁蹄踏破村庄，枪声取代了鸡鸣犬吠。
9岁的陈敏学蹲在自家倒塌的土墙边，手里攥着半块发霉的蕃薯，这是全家三天来唯一的食物。
远处传来皮靴踩碎瓦砾的声音，母亲一把将他推进水缸，自己却被日军拖走。
黑暗中，他听见母亲的惨叫和日语粗鄙的咒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这场暴行在少年心里埋下比子弹更深的仇恨，只是谁也没想到，这颗仇恨的种子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生根发芽。
日军占领广东后推行"皇民化"教育，强迫中国孩子学日语、改日名、行日礼。
陈敏学被拖进日语学堂时，发现教室墙上贴着"不说日语就枪毙"的告示。
教官用棍棒敲打记不住假名的孩子，有个女孩因把"ありがとう"说成"阿里嘎多"被罚跪碎瓷片，鲜血浸透她的裤管时，陈敏学突然站起来，用字正腔圆的东京腔背诵了整段《教育敕语》。
日军军官岗田眼前一亮，这个瘦得像竹竿的孩子，日语发音竟比汉奸翻译还标准。
没人知道，陈敏学每晚蹲在茅厕就着月光背日语词典，把舌头咬出血也要消灭客家口音，他需要这门敌人的语言，就像需要一把插进敌人心脏的匕首。
十三岁生日那天，陈敏学被赐名"铃木三郎"，领到套不合身的日军制服，岗田拍着他的脸说："你的，大日本帝国的耳朵和嘴巴。"
翻译官的工作像在刀尖舔血，他必须把"就地枪决"翻译成"特别处理"。
有次扫荡村庄，日军把不肯交出粮食的老汉绑在树上，用刺刀划开他的肚子，陈敏学站在一旁翻译老汉的惨叫，喉结上下滚动像吞下碎玻璃。
当晚他在日记里画下日军布防图，用暗语标注岗哨换班时间，把纸条塞进挖空的粉笔头传给卖豆腐的小贩。
这种粉笔后来在东江纵队被称为"铃木的子弹"，游击队靠着这些情报，三次伏击日军运输队，炸毁两座弹药库。
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1944年秋天，日军连续遭遇偷袭后开始内部清查，陈敏学被突然调往安东洋行。
这里表面是贸易公司，实则是日军特务机关，他每天经手的海运清单暗藏兵力调动信息，办公室抽屉里锁着加密的密码本。
有天深夜，他偷拍密码本时听见走廊传来皮靴声，立刻将相机扔进鱼缸，抓起抹布假装清洁。
闯进来的中岛少佐用刀尖挑起他的下巴："铃木君，听说游击队最近总在货轮经过时出现？"
陈敏学额头的汗滴在刀面上，声音却稳得像在讨论天气："可能是巧合，要不下次在船舱装炸药？"
他主动提出的毒计反而打消了怀疑，第二天还被奖励了罐日本糖，这些糖后来出现在游击队员的衣兜里，包糖的油纸上写满军舰停泊坐标。
日本投降那天，陈敏学穿着游击队制服站在受降台上，曾经鞭打过他的日军参谋瞪大眼睛："铃木三郎？！"少年解开衣领露出锁骨下的刀疤，那是他最后一次传递情报时，为掩护游击队员自砍的伤痕。
当年被迫说日语的孩子，如今用客家话宣布："我是东江纵队陈敏学！"
后来有记者问他如何熬过那些年，老人摸着脖子上淡白的刀痕笑了："我每天对着镜子练习两种表情，对日本人笑用左边脸，对中国人哭用右边脸。"
这个不会开枪的少年，用语言当武器，在敌人心脏里打了场漂亮的潜伏战，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战争中最致命的武器从来不是枪炮，而是那些看似屈服却永不熄灭的灵魂。
当香港九龙码头的群众指着受降队伍里的"汉奸翻译"唾骂时，游击队长掏出的染血情报袋是最好的辩白，那些发黄的纸片上，密密麻麻全是陈敏学用指甲刻出的微型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