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汪精卫的丑妻陈璧君在苏州以“汉奸罪”受审。她神色阴晦，梳着大背头，发量稀疏，脑门宽大，眉眼粗糙，身着男式长马褂，另外还别着一支派克笔，全无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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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的苏州城，春寒料峭中裹着一股躁动，江苏高等法院门口天不亮就挤满了人，小贩趁机兜售烧饼油条，报童挥舞着印有“头号女汉奸今日公审”的号外。
法庭内连走廊都站满了踮脚的市民，空气中弥漫着汗酸味和廉价发油的混合气息，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那个刚被押进来的灰扑扑身影上。
曾经叱咤风云的汪伪政权“第一夫人”陈璧君，此刻正用发蜡将稀疏的银发死死压成大背头，男式长马褂口袋里别着的派克钢笔闪着冷光，像她最后一件不肯缴械的武器。
这个画面与四十年前马来半岛的陈家花园形成荒诞对照，1891年出生的陈璧君是槟城首富“陈百万”的独女，橡胶园里长大的千金小姐最爱缠着管家讲《水浒传》，十五岁就敢把私房钱全捐给孙中山的同盟会。
她在革命集会上初见汪精卫时，那个白衣胜雪的美男子正朗诵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少女怀春的心跳与家国情怀奇妙地共振着。
没人想到这段始于革命浪漫的感情，最终会沦为法庭上检察官口中“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的铁证。
旁听席上的主妇们伸长脖子打量这个传说中“又丑又悍”的女人，她浮肿的脸上还残留着宁海路看守所的淤青，却硬是把囚服穿出了几分倨傲。
当法官质问为何在汪精卫赴日治病期间擅自签署《淞沪停战协议》时，她突然抓起水杯砸向地面：“蒋介石当年通过陶德曼和日本秘密议和，怎么没人审判他？”
满场哗然中，她抖出更多内幕，1943年广东大饥荒时，她曾要求日军释放扣押的粮船，而重庆方面官员早带着小姨子逃去了香港。
这些半真半假的控诉像投入油锅的水滴，引得人群里竟爆出零星掌声。
陈璧君的辩护策略透着诡异的精明，她承认跟着汪精卫投敌，却坚称自己只是“夫唱妇随的旧式妇女”，直到检察官甩出她与日本特务头目影佐祯昭的密信原件。
那些用紫墨水写的“粤政当由妾身决断”的字迹，戳破了她精心编织的“无知妇孺”假面。
最讽刺的是，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入狱时，她曾用血书求婚；如今面对死刑威胁，她却在法庭上冷笑：“我丈夫的血书还藏在南京寓所第三个樟木箱底，诸位不妨拿来对照笔迹。”
暮色渐沉时，判决书上的“无期徒刑”四个字被煤气灯照得惨白，这个结果早在预料之中，毕竟半年前陈公博、褚民谊等汪伪高官已挨了枪子儿。
但人们更好奇的是，为何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能操纵民国美男子三十年？答案或许藏在1938年河内那栋法式别墅里。
当汪精卫对着《日华协议记录》犹豫不决时，是陈璧君摔碎茶盏逼他签字，也藏在1944年南京总统府的宴会上，她穿着苏州绣娘三个月赶制的旗袍，与日本大使夫人碰杯时，袖口露出枪茧，那是年轻时陪汪精卫练射击磨出来的。
押回牢房的路上，陈璧君突然挣脱宪兵，扑向路边卖槟榔的小摊。
她抓起青果塞进嘴里的样子，像极了那个在马来半岛追着管家要零嘴的胖丫头。
只是此刻满嘴苦涩再没有童年甜味，只有铁窗上海捕公文墨迹未干：“陈璧君，字冰如，广东新会人，现年五十四岁，额宽颧高，右眉有痣......”
这个总把“政治手段”挂在嘴边的女人，最终成了历史书里钉死的汉奸标本。
她至死不知道，当年在同盟会募捐簿上按手印的小姑娘，和后来在提篮桥监狱咳血的囚徒，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