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9岁的杨得志迎娶了新婚的妻子石莉，结婚当晚，杨老将军握着石莉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会尊重你，我也会尊重你！” 最先提起“找个伴”这事儿的，是杨得志身边的老警卫。 他话说得小心翼翼：“咱首长这年纪了，不能没人照顾，光靠护士、家政，那不顶用。”一时间，房间里安静得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老三咳了一声：“不是不讲究，是得有人说说话，有人盯着他吃饭、吃药。”那天晚上，几个孩子没睡，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帮着四处打听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最后，一个熟人提起了石莉。 她是志愿军文工团的老同志，早年从湖北红安出来，家里世代贫寒，小时候连鞋都穿不起，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后来参加了朝鲜战场的慰问演出，是个能吃苦、讲规矩的老实人。 她当年在前线唱《我的祖国》的时候，台下就有杨得志，当时他是第19兵团司令。 两人虽没怎么说话，但也算有过一面之缘。 再后来，她回国调去地方文工团，几年后转业、成家、生子，也过了一段平淡日子。可命运爱开玩笑，丈夫早早病逝，女儿又常年在外，晚年生活虽然安稳，但也有点寂寞。 1990年初的一场老同志聚会，两人再次见了面。 几十年没见，石莉变了，头发花白，眼角带褶，手上布满斑点；杨得志也不再是那个坐镇沙场的猛将了，走路需要人扶，说话带喘。 可那天，他们都笑了。 石莉回忆说：“那天他认出了我，还问我是不是当年唱《浏阳河》的那个姑娘。”她点点头，他也笑了，说了句：“真是缘分呐。” 那之后，两人常常通信，有时候也一起吃饭，说说往事，聊聊现在。 没过几个月，他们决定领证。 消息传出去时，有人讥讽“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结婚”，也有人摇头说“石莉是贪图他的名头和地位”。 这些话，风吹耳边即散。 可真正了解的人才知道，那是一份很普通、也很踏实的感情。 不是年轻人的缠绵悱恻，更不是什么互相利用，而是在漫长生命旅程里，两个人恰巧在同一个时间段缺失了亲密关系，又恰好遇到了一个能彼此理解的人。 结婚后，石莉搬进了杨家的老楼。 那是座不大的筒子楼，三室一厅，陈设简单，书架上满是军事著作和相框。 石莉开始每天起早做饭，亲手煮粥，配好药，再一点点喂给杨得志吃。 他不爱吃甜，她就少放糖；怕他噎着，就把馒头掰得极碎。她细心地把他常穿的军装洗得干干净净，每粒扣子都擦得锃亮。 出门活动前，她提前把衣物、拐杖、药包一一准备好。 杨得志开始变得有精神了。 有一回，他在外头接受采访，记者问他：“您身体恢复得不错，是有什么秘诀？” 他笑了笑，说：“秘诀没有，就是吃了她做的饭，心里踏实。” 更让人动容的，是孩子们的态度。 起初大家都有点顾虑，可时间一长，全都打消了疑虑。 他们看在眼里，石莉没有插手家产，也从不摆谱，做事有分寸。 一次大儿子发烧，石莉半夜还给他熬粥送去医院，二女儿生日，她记得比亲妈还细心。孩子们开始叫她“石阿姨”，后来有人直接改口“石妈妈”。她听见这些称呼，眼圈红了又红。 1994年夏天，天气闷得像要下雨，杨得志的身体突然出了状况。 医生诊断后，神情凝重地说了一句：“准备最坏打算吧。”家属都慌了，石莉却一句没说，直接在病房旁边搭了个小床，守了整整两个月。 她每天帮他擦身、喂饭、服药，夜里每两个小时起一次床，摸摸他有没有发热。 那时候的杨得志，有时候清醒，有时候迷糊。 有一天，他把她的手握得紧紧的，说：“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后的好运气。”她没说话，只是轻轻点头，眼神里全是泪。 临终那天，他把几个孩子叫到病床边，说得断断续续：“我走之后……要把她当亲妈一样看待。她是咱家的人。” 那年10月25日，杨得志走了。 全国悼念，媒体报道，旧部纷纷赶来送行。 可在人群最末端，站着那个穿着黑色呢子大衣、头发一丝不乱的女人，她手里紧紧握着老将军的遗像，一步一步走得极稳。 他走之后，石莉没有离开老宅。 她守着那些相框和书，早晚烧水做饭，有时去参加纪念活动，更多时候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报纸，听收音机。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摆摆手，说：“我这一生能照顾他四年，就够了。” 后来有人统计过，那四年里她没请过一天假，也没离开过杨得志超过24小时。她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但在老将军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是唯一的灯火。 那份情感，不轰烈、不张扬，也许不够戏剧化，却足够动人。那是一场迟来的深情，也是一段注定被时间温柔保存的陪伴。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