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昌浩在返回延安途中，躲在一户老乡家里养病，这天，一个男子突然敲门进来：“马家悬赏，献上陈昌浩的人头赏银10万！”
那年的祁连山依旧被冰雪覆盖，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让这支刚刚经历惨败的西路军队伍显得更加凄凉。
在三月的石窝山会议上，徐向前和陈昌浩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必须离开部队，独自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剩下的战士们将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这个决定背后是鲜血淋漓的现实，西路军从两万多人打到不足三千，马家军的骑兵像影子一样咬住他们不放。
出发时，两人带了三十多名警卫员，可这支小队伍在戈壁滩上就像黑夜里的火把一样显眼。
马家军的巡逻队不断出现，子弹从山脊后飞来，警卫员一个接一个倒下，有人为了引开追兵主动暴露自己，有人倒在雪地里再也没能爬起来。
走到甘肃山丹县附近时，原本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个人，饥饿和寒冷像两把钝刀，慢慢切割着他们的体力。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靠眼神交流，大马营附近的村庄成了他们最后的喘息之地。
一位叫但复三的湖北籍老中医收留了这两位衣衫褴褛的"商人"，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让陈昌浩松了口气，他的胃病却在这时突然发作。
徐向前看着蜷缩在土炕上的老战友，知道他们必须分开了，带着浓重山西口音的他在甘肃太危险，而陈昌浩需要养病。
天亮前徐向前独自踏上了去延安的路，谁也没想到这次分别会让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危险来得比预想更快，某个傍晚，一个陌生男子突然敲开但复三家的门，眼神鬼祟地打听"有没有见过红军大官"。
马家军十万银元的悬赏让河西走廊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贪婪的眼睛，但复三挡在门口，屋里的陈昌浩忍着剧痛滚到墙角，抓起干草盖住自己。
远处传来赤卫队员的吆喝声，那个探子最终骂骂咧咧地消失在风沙里，这场惊魂让陈昌浩意识到，他不能连累救命恩人。
胃病稍有好转，他就告别但复三，却没有直接去延安，他绕道千里回到湖北汉阳老家，见了十年未见的母亲和妻儿。
这段曲折的归途藏着难以言说的心理重负，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的阴影压在心头，他甚至在西安犹豫过是否要去延安。
1937年8月当他终于站在杨家岭的窑洞前时，等待他的是必须独自面对的检讨书，洛川会议已经结束，曾经的老搭档徐向前成了中央军委委员，而他要写的却是《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
历史在这里划下分界线，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总政委开始埋头翻译俄文著作，直到十二年后才重新踏上战场，那是在遥远的斯大林格勒，他作为翻译跟着苏联红军冲锋。
活下来的西路军将士们后来回忆，陈昌浩在延安见到旧部时总会主动道歉，这种近乎执拗的自我问责伴随他后半生，即便在1952年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时，面对已经成为开国元帅的徐向前和昔日部下，他依然坚持"错误主要在我"。
这种态度或许源于他的亲历，那次西路军失败被简单归因为"张国焘路线"，而当年渡黄河执行的是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
这种态度或许源于他亲历的历史吊诡，西路军失败被简单归因为"张国焘路线"，而当年渡黄河执行的是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
他在报告里违心地承认"过河本身根本也是不对的"，背后是1937年延安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巨大压力。
那个在但复三家里躲过追捕的夜晚，像极了陈昌浩后来的人生缩影，从湖北到苏联，从翻译到采石场苦力，他总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出路。
1962年他回到湖北，见到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这些已是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旧部没想到老首长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大家"。
五年后他在"文革"风暴中吞下安眠药，留下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俄华词典》，有人说他一生都没走出祁连山的雪，其实他走出来了，只是带着满身看不见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