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丁玲去世，谈到当年被捕时，沈醉：她要叛变，我不会不知道 “1986年1

1986年丁玲去世，谈到当年被捕时，沈醉：她要叛变，我不会不知道 “1986年10月11日上午十点，你可以放心地写，我负责——她绝没有变节。”沈醉对面色憔悴的陈明如此保证。 当时的沈醉已从秦城旧事与国民党旧部的回忆录中抽身，定居北京陶然亭附近。陈明则刚刚办完丁玲的遗物移交手续，满脑子仍是外界传言：丁玲在南京狱中“交代问题”才得以保命。两位老人隔着茶桌对坐，窗外梧桐叶落，气氛凝重。 关于丁玲是否叛变，这个疑问在延安时期便有耳语，后来几十年时紧时松，从未彻底散去。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就是沈醉——1933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少校行动组长，也是逮捕丁玲的执行者。他一句“不会不知道”，确有分量。 时间倒退到1933年5月14日凌晨，上海霞飞路法租界。特工踹门的声响像硬币落地，丁玲只来得及把女儿抱进毯子，就被带上汽车。那天夜里，沈醉手握的逮捕名单上，丁玲排在最显眼的位置——理由并非文学，而是她党员身份与左翼宣传力度。 彼时的丁玲，三十出头。《莎菲女士的日记》让她在文化圈声名鹊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又是左联党团书记。双重身份令国民党情报部门如芒在背。戴笠授意“务必活捉”，原因简单：活人能制造宣传，死人只剩口碑。 被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后，连日车马劳顿加上高烧，让丁玲在入狱第一夜便虚脱晕厥。第二天清晨，审讯室里灯泡雪亮。沈醉例行威逼：“只要写下认识与悔过，三日即可离开。”丁玲没有吭声，只低头请求纸和笔——并非写供词，而是给狱中三岁的孩子留念。沈醉回忆道：“我看得出她心硬，她的沉默并非交易。” 有意思的是，审讯记录里一直找不到丁玲落款的“自白书”。国民党方面随后放出风声：“丁玲已悔悟，正向政府反映党内情况。”左翼内部于是有人怀疑。但凡翻检国民党档案，可发现所谓“悔悟材料”顶多是审讯人员自行撰写、盖章便存档。正因为缺少亲笔交代，直到戴笠决定“以名望为筹码暂缓枪决”，丁玲仍被圈在狱中长达三年。 1936年秋夜，她在鲁迅等人周密策划下逃离南京。一路辗转西安、保安，最后抵达延安。欢迎会上，毛泽东拍拍她的肩膀：“丁玲同志，你辛苦了！”那天丁玲穿着灰色夹袄，头发满是风尘，却冲主席露出难得的轻松笑容。延安时期，她主持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东奔西跑筹办展演，直到1942年《三八节有感》引发大讨论，再次站到风口浪尖。 抗战结束、新中国建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斩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丁玲人到中年又一次站在聚光灯下。可不到五年，反右风暴将她推往黑龙江北大荒。冻土盐碱、蚊虫成群，她硬是趴在炕沿上完成《杜晚香》的初稿。那时的她身形消瘦，却仍备三支钢笔——两支写作，一支记录每日劳动工分。 1969年，她被押解回京，投入秦城。糖尿病让她口干舌燥，审讯席上始终坚持一句话：“我是党员，不是特务。”1972年，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批示“严禁逼供”。几名审讯人员走进囚室低声道歉，她抬头只淡淡一句：“知道错就行，别再来。”仍无供词。 1979年1月，她离开山西嶂头村重返北京。随后恢复党籍、职务、名誉。可关于“南京叛变”的流言仍偶尔出现。丁玲笑对朋友：“历史会说话，只要别把我写成‘漏网特务’就行。”然而她终究没等到尘埃真正落定。1986年3月4日傍晚，坐在多福巷家中沙发上，呼吸渐弱，抬眼仿佛仍在寻找小说的下一句。 七个月后，陈明带着笔记和疑惑，拜访沈醉。两人对这位故人立场不同，却都不愿她的名字被误解。沈醉端起茶盏，凝视杯中青绿，重复那句保证：“她要叛变，我不会不知道。”说罢，他把茶一饮而尽。屋里安静，只有墙上老挂钟嘀嗒作响，仿佛在为一段终于分清黑白的往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