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汉奸张景惠走进战犯管理所，却看见同为汉奸的儿子穿着军装站在门口。他很困惑，立马问：“你明明也是汉奸，为什么不用进去？”。儿子不屑地推开他，怒回一句话，张景惠直接心凉。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开始清算汉奸，在沈阳战犯管理所门口，前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被押解时突然停下脚步，他看见自己儿子张梦实穿着解放军军装站在警戒线外。
这个曾跟着自己给日本人办事的儿子，此刻却以胜利者姿态俯视着沦为阶下囚的父亲。
张景惠的发迹始于东北军阀混战时期，早年他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靠着能说会道混成结拜兄弟。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景惠既没报仇也没守节，反而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向关东军投诚。
这个选择让他在伪满洲国官运亨通，从特别市市长一路升到国务总理，成为日本人最器重的傀儡官员。
张家大宅坐落在长春最繁华的街道，红墙黄瓦的气派院落里，张景惠给儿子请了最好的私塾先生，年幼的张梦实最初只觉得父亲威严，直到上学后才从同学躲闪的眼神里察觉异样。
有次放学路上，几个高年级学生故意用石头砸他书包，骂声"小汉奸崽子"顺着风灌进耳朵，十二岁的少年攥着被砸破的课本跑回家，躲在被窝里哭湿了枕头。
张景惠听说儿子在学校受欺负，特意从日本商人那里弄来铁皮文具盒和进口皮鞋，可当崭新的皮鞋踩在教室地板上，同学们反而躲得更远。
这种孤立让张梦实开始偷听父亲谈话，在书房门外，他听见父亲用日语跟关东军参谋商量"治安肃正"，听见他们谈论怎么围剿抗联队伍，少年人的世界观在真实与谎言的夹缝中崩塌重组。
1937年春天，张景惠把十六岁的儿子送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临行前夜，父子俩在书房长谈。
张景惠摸着儿子脑袋说："去东洋见见世面，学成回来接我的班。"他不知道的是，儿子行李箱夹层里藏着巴金的小说《家》，书页里夹着同学偷偷塞给他的抗联传单。
东京的生活为张梦实打开新天地，在留学生聚会上，他认识了堂兄张绍纪，这个早几年留日的亲戚，真实身份是党地下联络员。
通过堂兄介绍，张梦实加入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每当夜深人静，他就着台灯研读《论持久战》，笔记本里记满批注，逐渐明白父亲效忠的所谓"王道乐土"不过是殖民者的谎言。
1941年冬天，张梦实接到父亲急电回国，此时伪满洲国进入"战时体制"，张景惠需要可靠帮手。
回到长春的年轻人表面顺从父亲安排，在伪满外交部谋了个闲职，暗地里通过堂兄与抗联建立联系。
他清楚记得第一次传递情报的场景：在中央大街的俄国咖啡馆，把微型胶卷塞进约定的《普希金诗集》封皮，手心的汗水浸湿了书页。
此后三年间，这个伪满高官公子利用特殊身份，先后传递出关东军布防图、细菌部队动向等关键情报。
最惊险的是1944年秋天，他冒死潜入父亲书房，用微型相机拍下日本关东军与伪满政府签订的《战时物资调配密约》，这份文件后来成为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
每次完成任务回家，他都要在父亲面前表演"孝顺儿子"，这种双重生活让他患上严重失眠。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时，张景惠还做着"退守朝鲜"的美梦，张梦实趁机把日军调动方案传给地下党，导致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在牡丹江陷入重围。
当苏军坦克开进长春，他第一时间戴上红袖章参加接收工作，而父亲正躲在郊外别墅焚烧罪证。
这对父子在战犯管理所的重逢充满戏剧性，据1995年解密的《沈阳战犯管理所档案》记载，当张景惠质问儿子为何不受审时，管理所人员出示了张梦实1942年加入东北抗日救国会的历史证明。
老汉奸看着文件上鲜红的公章，终于明白这些年儿子在他眼皮底下做过什么，当场瘫坐在水泥地上。
晚年的张梦实在回忆录里写道："别人都说我是卧底英雄，可我多么希望父亲当年能硬气些不当汉奸。"
历史没有如果，这对父子的命运轨迹，恰似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有人跪着求生，有人站着抗争，不同的选择划出截然相反的人生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