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准备去采访伊朗“国父”霍梅尼。在开来的汽车上，她想换下牛仔裤，伊朗翻译吓坏了：“您疯了吧，女士，您一定是疯了！在库姆做这样的事儿可是会被枪毙的。” 1979年，伊朗刚经历一场激烈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原来的国王政府，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成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 整个社会变化巨大，尤其是对女性的要求变得极其严格，她们必须穿着黑色的全身罩袍，不能化妆或暴露一点肌肤，否则可能面临严厉处罚。 在这种环境下，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决定冒险采访霍梅尼，尽管外界都知道霍梅尼很少接受女性记者采访，更别说西方人。她的目的是要揭开这位新领袖的真实面目。 奥里亚娜·法拉奇出生在1929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少年时期，其他女孩忙着打扮时，法拉奇已经学会投掷手榴弹和穿越战线送情报，二十岁前她拿到意大利军队的英勇证书，这成为她进入新闻界的敲门砖，二十一岁就加入《欧洲人》杂志当记者。 成为记者后，法拉奇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风格。她从不满足于表面提问，每次采访重要人物前都做大量准备，要求助手准备好三倍于常人的设备，包括多台录音机，因为她相信政客说谎时的表情一闪即逝，必须捕捉下来。 她会读上百卷的资料，把功课做足。这种专业精神让她采访谁都锋芒毕露，比如访问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问的问题尖锐到让对方事后承认是愚蠢的访谈。 渐渐地，她成了政坛名人最怕的对象，统计显示，被她采访后的政治人物支持率平均下降14%。 1979年9月，法拉奇准备采访霍梅尼。她先从意大利飞到德黑兰，得知霍梅尼在圣城库姆。 伊朗官方给了严格规定：女性必须穿黑色罩袍，不能用任何化妆品，以示对宗教的敬意。 法拉奇表面上答应要求，但出发时还穿着她的标志牛仔裤和衬衫。从德黑兰开车去库姆的旅途中，路况颠簸，城市刚经历革命，街上到处是宗教警察巡逻，环境紧张兮兮。 快到目的地时，她才意识到得尽快换上罩袍，因为库姆的宗教氛围太浓，街上全是裹黑袍的女人和穿长袍的男人。 问题是，当地旅店都拒绝女性入住，她找不到私人房间换衣服。汽车还在开动，她解开牛仔裤纽扣想就地解决换装，随行的伊朗翻译吓得大叫起来，警告她这是玩命的事，在库姆暴露身子会被枪毙。 法拉奇这才停下动作，明白这不是西方，习惯行不通。他们一路寻找庇护所，最终一个好心人提供小破屋，她在那里手忙脚乱换上罩袍，躲过了一劫。 几天后，在费泽亚宗教学校的小屋内，法拉奇见到了霍梅尼。房子简陋，地上铺着地毯，霍梅尼坐在垫子上。她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没废话直入主题。 第一个问题就问他，外界都说他是独裁者，他自己怎么看。霍梅尼通过翻译反驳，自称是人民公仆。法拉奇紧追不舍，质疑他推行的女性政策，比如强制罩袍让女人不能和男人一起学习工作或玩乐。 霍梅尼回应说这些规定是为保护女性尊严，不关她的事。 法拉奇突然扯下罩袍扔在地上，大声批评这是中世纪的糟粕。 随后，霍梅尼气得跳起来离场，但隔天他返回完成了访谈。六个多小时的对话里，法拉奇没停过，问到霍梅尼对异见者的镇压，比如已经处决几百人算不算正义。 采访结束时，伊朗当局放话，法拉奇再进国门就逮捕她。她匆匆离开后，把全文发表在意大利《晚邮报》上，接着《纽约时报》和德黑兰报纸也转载，引发全球大讨论。 文章详细记录了霍梅尼的观点，包括处决反对者和禁止西方文化。她的脱衣举动被视作西方自由和伊朗教条的碰撞象征。 法拉奇继续她的记者生涯，又采访了戴安娜王妃等人物。晚年她转向写作，出版书籍批评伊斯兰极端主义。 但那时她已身患肺癌，2001年纽约恐袭事件后，她忍着癌痛写下《愤怒与骄傲》，书中强调新闻要揭露真相，不妥协是活着的意义。 尽管法国等16国试图禁售，书却在三个月卖出百万册。最后阶段医生建议摘除声带延缓癌症，她拒绝说失去声音不如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