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悲剧——他到死还在怪罪别人，“君非亡国之君，众臣误我！”其实，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他站在煤山树下，系好白绫，心里念的还是“众臣误我”。一场灭国灾难临头，他不是问哪里错了，而是问别人怎么这么不中用。他真信自己不是亡国之君，相信只要换一批臣子，大明还能活。这种“无辜感”，成了他最后的心理依托。但历史不是信口说说，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看他十七年皇位怎么坐下来，走到这一步，不冤，却满是自找。 刚登基时，其实风评不差。他年纪轻，没被旧朝体系拖累，手腕够狠，干事也快。魏忠贤一派，才喘口气，就被连根拔掉。清理阉党、整顿朝政，他做得果断。不少读书人觉得明朝还有救，夸他勤政、正直、有冲劲。可惜这股劲来得快，消得也快。 他动手清洗太急，整得太猛，却没留好人。魏忠贤虽恶，底下也有办事的。这些人一清空，朝堂反而空了。崇祯急着换人，却拿不出合适人选，只能靠自己一天天批奏折，一夜夜熬政务。勤政是勤了，但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人能管得过来的活儿，方向就偏了。 从那以后，他用人就越来越瞎。谁听话，就提拔；谁敢提意见，就贬谪。李明睿、李邦华提议“南迁”，怕京师守不住，要早点布防。这不是造反，是实话实说。他不听，觉得这是动摇军心，直接刷下去。这种“听好话”的心态，到底是怕权威受挑战，还是压根儿没主意，只想有人顺着说？没人知道。但朝堂上下，越变越安静，越安静越无能。 京畿不稳，农民起义像野火一样烧。他知道局势不好，想调兵、想募饷、想救急。但调不动，将领不听，地方也烂成一团。一次又一次诏书发出去，没有回音。他就更焦虑，开始亲自抓军务，可是一个人再怎么勤政，也带不动一摊烂摊子。 偏偏这时候，天灾又来了。鼠疫进京，百姓死伤惨重。城市已经瘫痪，军队连吃的都快断。想重建补给线，时间却早过了。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打到城外。城内没粮，兵无战心，百姓没处逃。就算崇祯这时候真想逃，也是走不动的。南迁早有建议，可他一次次推拒，怕丢面子，怕人说他逃跑。到头来，连条退路都没留给自己。 最后一晚，他问天问地，也问自己。他不是没意识到灭国在即，也不是没后悔过自己的决定。他在遗书里写，“朕非亡国之君”，这是替自己开脱。但再想一遍，从登基第一天起，他就走了一条高压、猜忌、自我控制的路。所有能救国的人被他打压，所有能稳局的方案被他否决。最后站在煤山的，不光是个失败的皇帝，更是个连承担责任都不肯的君主。 人们后来总说，他勤政。他确实做到了皇帝该做的事，却没做到国家该做的事。他对朝政抓得紧，对人心却抓得松。他想着“君权”，忘了“国运”；想着“忠诚”，忘了“实干”。每一个错误决定都是他拍板，每一次自毁长城都是他亲自布置。真要问亡国是谁之过，不必四下找人，照照镜子就够了。 就像煤山那棵树，结没结果都不重要。挂上去的那一刻，一切就成定局。他想把罪过推给别人，但历史从不信口供。写在墙上的，是事实，不是遗书。崇祯死得悲凉，但更悲哀的，是他到死都没看清——自己才是那个拉着大明走向崩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