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政和的从教生涯 文/邓巧喜 一、任过中小学校长 文革“复课闹革命”期间，我被任命为星溪小学校长。当时，师生关系严重对立，在茶厂工宣队的支持下，我迅速采取措施，恢复了教学秩序。除了正常教学工作，我们还需进行备战。我组织师生开展拉练活动，班主任带领学生挖掘防空壕，教师们则轮流挖掘地道，最终成功挖掘了几百米的地道，并与水轮机厂的地道精准对接，成为全县的典范。 1978年高考，一中仅有一名学生被大专院校录取。此后，我被调回一中，同时，一些下放到各公社中小学的优秀教师也陆续回到一中任教。第二年高考，一中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在我被评为全省首批、政和县第一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后，被任命为一中副校长，负责分管教学工作。当时正值职称评定时期，老师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学生们也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学校的大中专录取率稳步提升（当时中专仅录取高中毕业生）。县领导称赞道：“一中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得政和没有出现外籍干部返乡潮，对稳定干部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在一中我教了两代人 1961年，我担任初中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全年段共有188名学生。二十六七年后，我依然坚守在高三教学岗位，有时教文科，有时教理科。此时，当年那些学生的子女，或兄弟姐妹的子女，陆续进入高三。例如，李升妹的女儿洪敏俐考入医学院，杨儒福的儿子考入大专院校，后来又考入公务员队伍，肖桂凤的儿子孙杰勇考入本科院校。秦桂娥妹妹的儿子谢宏忠考入师大，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教授及某学院院长。 三、我的发言，让全区语文现场会从福安搬来政和召开 1965年四五月间，福安地区为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召开了现场会。在评议环节，我指出当时程式化的教学方式无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并阐述了自己的教学设想：根据教材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爱听、爱读、爱说、爱写。我还建议编写简案，同时认为进修学校教研员应深入教室，实地考察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而不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检查教案上。我的观点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他们纷纷要求将下半场现场会搬到政和召开，领导也欣然同意。随后，我分别上了一节语文课和一节作文课，得到了广泛好评，诸如“教法别开生面”“教学富有魅力”“学生思想活跃”“检查学生作文，充满生活气息”等等。领导与我谈话时表示：“你创新教学之路走得很对，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20世纪80年代，南平师专毕业生前来实习，学校安排我上《海燕》示范课。我采用“在理解中朗读，在朗读中加深理解”的教学方法，确定了教学重点：必须介绍写作背景，对于课文内容学生能理解的部分不讲，有难度的地方进行点拨，重点部分则进行精讲。我在课堂上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读，极具震撼力，成功引起了学生朗读的兴趣。之后，我邀请学生上台朗读，在理解与朗读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南平师专学报》负责人对这种教学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约我撰写一篇稿件，于是我写了《提倡朗读》一文并得以发表。 四、评上两种高级职称 1988年，全省开展中学教师职称评定工作，首次评定中学高级教师，评定标准为：持有1964年前本专业本科文凭，公开发表一篇教学论文，一篇在地区级学术会议交流，且上过地区级的公开课。各地区的评定标准大致相同。1988年4月，我有幸评上全省首批、政和县第一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后来我调到福州工业学校，由于工业形势不佳，学校增办文科专业，让我创办热门的秘书专业，一切进展顺利。半年后，省教委开始规范学校职称，规定中专高级讲师调到中学，职称依然有效；而中学高级教师调到中专学校，职称则无效，暂时享受初级教师待遇，需在两年内评上中专高级讲师，工资才能全额补发。我参加了全省高级职称英语考试，考试内容为许国璋《大学英语》共四册，只考翻译，不考语法，我取得了91.5分的成绩。此外，我的2篇教学论文分别在宁德师专、福州师专《学报》上发表，其中一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全文转载。我还提供了一本出版的科普读物《神奇的现代兵器》作为语文水平的参考，最终在规定的两年内评上了中专高级讲师。 五、力劝家长支持子女报考大学，让社会增加2名高级人才 1981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学生需在大学与中专中选择其一。为了给学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提供参考，我仔细分析了每个学生的模拟考卷、学习潜力、临场发挥能力以及努力程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有个学生模拟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但又想考大学，犹豫不决。我告诉他，他学习潜力很大，模拟考试成绩不理想只是意外，只要在复习备考时加倍努力，正常发挥，考上大学很有希望，我支持他报考大学。最终，该学生被一所本科院校录取。理科班除2名学生外，其余学生都顺利填报了志愿。这2名学生有考上大学的实力，但家长认为考中专更有把握，觉得社会需要人才，早毕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学生却坚持要考大学。 202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