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安徽黄山，一位寡妇做挑山夫20年，辛苦养育了3个儿女，把2个培养成大学生，还被央视报道，谁料，村里人却说她是个坏女人，宗族里没有一家跟她来往，大伯哥更是指着她鼻子骂。 1994年，汪美红的丈夫在河里摸鱼，想给孩子添口菜，结果意外溺亡。那年，汪美红才31岁。家里顶梁柱塌了，还留下三个孩子：大儿子患有白化病，近乎失明，下面还有一对刚两岁的龙凤胎。婆家呢，非但不搭把手，反而把“克夫”的帽子死死扣在她头上。 你可能觉得这是封建迷信，都什么年代了。但在那个闭塞的山村，这就是压死人的“道理”。汪美红，一夜之间成了孤家寡人。 想过死，可看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娃，死不起。亲戚劝她改嫁，可谁愿意拖着三个“拖油瓶”，尤其还有一个残疾的？送走孩子自己嫁？汪美红做不到。 于是，她选择了一条最硬的路——当挑山夫。 齐云山，道教名山，山高路陡。当时山上修道观，需要大量沙石水泥，全靠人力往上挑。一百斤的担子，运到山顶，能挣5块钱。这是男人干的活儿，又苦又险。但汪美红顾不上了，为了娃的奶粉钱、学费，她成了挑山工队伍里唯一一个女人。 她第一次花了七个多小时才走完那段7公里的盘山路，肩膀当场就磨破了皮，血水和汗水粘在衣服上。同行的男人们不心疼，反而嘲笑她不自量力。 但汪美红顶住了，这一顶，就是17年。 17年里，她穿烂了140多双解放鞋，压断了60多根扁担，走过的山路加起来，能绕地球五圈。她用那副被扁担压得变了形的肩膀，硬生生把一个破碎的家扛了起来。 钱，一分一分地攒，全花在了孩子身上。她自己，常年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最让人心酸的是，为了出门干活，她不得不把看不见的大儿子用绳子拴在桌腿上，怕他乱跑出事。每次回家看到儿子满身屎尿，她都心如刀割。 2011年，龙凤胎儿女双双考上重点大学，成了村里飞出的金凤凰。2013年，她的故事被媒体发现，上了央视，无数人被她的事迹感动。荣誉、捐款、赞美，像潮水一样涌来。曹德旺先生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为她设立了30万元的“汪美红助学金”，她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沪剧《挑山女人》，场场爆满。 按理说，这下总该扬眉吐气了吧？ 恰恰相反，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她身边酝酿。 “克星”“扫把星”的骂名再次响起。村里人看她的眼神更怪了，嫉妒、猜疑、鄙夷混杂在一起。那30万的助学金，在他们嘴里成了汪美红“骗来的不义之财”。大伯哥的公开辱骂，只是将这种集体排挤推向了高潮。 汪美红的“错”，不在于她做得不够好，而在于她做得“太好了”，好到超出了那个封闭环境对一个“寡妇”的预期和定义。 在中国一些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有一套看不见的秩序。在这套秩序里，一个女人，尤其是丈夫去世的女人，她的“本分”是依附。依附于婆家，依附于宗族。她可以苦，可以惨，这样大家会同情她，偶尔施舍一点怜悯。但她不能“强”，更不能不依靠任何人，凭一己之力活出个人样，甚至比村里任何一个男人都有出息。 汪美红的成功，恰恰是对这种旧秩序的冒犯。她的坚韧，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人的懦弱和不堪；她的荣光，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刺痛了那些在庸常生活中挣扎的人的自尊心。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愿接受，一个被他们踩在脚底的女人，怎么就成了全国的榜样？ 于是，诋毁和孤立，就成了他们维护心理平衡最后的武器。他们宁愿相信她是“克夫”的“坏女人”，也不愿承认她的伟大。因为承认她，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信奉了一辈子的那套“规矩”。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风波，她没去辩解，也没去争吵，就那么默默地扛了过去，就像她当年扛起那一百多斤的担子一样。外界的喧嚣，伤得了她的心，但压不垮她的脊梁。 那笔30万的助学金，她分文未取，全部用来帮助和她一样的贫困学子。索道修通后，挑山夫的工作没了，在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下，她在齐云山半山腰开了一个小小的茶水铺。 就在去年，还有游客在她的茶水铺里见到她。快60岁的她，头发白了不少，但精神头很好，手脚麻利地给游客煮着馄饨，泡着热茶。有人问起当年的事，她只是淡淡一笑，说：“都过去了。” 她的三个孩子，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大儿子在上海的盲人按摩院工作，靠自己的手艺吃饭，早已成家立业。龙凤胎兄妹大学毕业后，也都在合肥、温州等地有了体面的工作。孩子们特别孝顺，一有空就回来看她，或者接她去城里住上一阵。 当年的恩人王一挑，和她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两家人走得像亲戚一样。 至于村里，当年那些骂她最凶的人，如今大多也已是风烛残年。随着年轻一代外出务工，老一辈的凋零，那些陈旧的观念和宗族势力，正在慢慢被瓦解。据说，现在村里人再提起汪美红，语气里多了几分敬佩，少了许多尖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