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蒋介石给主席敬酒时留下的一张照片。看蒋介石的表情与肢体语言，就注定他是失败者！别问为什么？大家仔细看看。

1945年的夏天，山城的空气又湿又热，像一条没洗干净的毛巾搭在脖子上。
嘉陵江的水闷在石岸边，白雾冒得人眼睛发酸。
八年的抗战刚熄火，街上人们的步子轻了，可心里那口气悬着——谁都知道，这个国家的火药味还没散干净。
就在这当口，蒋介石的三封电报接连飞向延安，话说得客气，“共定大计”，像请一位贵宾赴宴，又像在撒一张网。
延安的窑洞夜里灯光昏黄，油灯芯子烧得焦黑。
毛泽东坐在一张旧木椅上，烟雾绕在他的头顶，房间里的人都不出声，只等他开口。
拒绝？
那就是把“不谈判”的口实送给对方；去了？
那是一步踏进了别人的棋盘，不知道暗着藏了多少刀。
柳亚子赶来，听说他真要去，拍了拍腿，笑出声，念出那句“弥天大勇诚能格”，像是替他按下了出征的印章。
8月28日的午后，重庆的九龙坡机场人挤人。
天上的阳光直直劈下来，烤得铁轨都发烫。
灰色的考克帽在舷梯口出现，毛泽东一身布中山装，帽子慢慢举起，隔着热浪向人群挥动。
那动作不急不慢，像在安抚，又像在承诺。
站在一旁的周恩来，目光在围观人群里扫得极细，像是在读每一张脸。
那顶帽子是他挑的，说戴着有力量，能让人忘掉国民党宣传画里的那个“土匪形象”。
他们在城里的落脚地是桂园，砖木两层的老楼，院子里的桂花开得正盛，香味缠着潮气，一到夜里更浓。
周恩来亲自检查房间里的床板、椅子、灯具，甚至走到院门外看警卫的位置，一改再改才肯罢手。
外面看，是中共领袖会客的雅致之所；里面，其实是一道绷紧的防线。
重庆的夜总是热闹的。
楼外霓虹闪烁，厅堂里杯盏叮当。
蒋介石、宋美龄、国民党要员、民主党派领袖轮番举杯。
周恩来总是坐在毛泽东身边，手里那杯酒几乎没有空过。
有人劝酒，他先喝；有人想轮番上阵，他索性提议一人三杯，喝完一起坐下，不许单挑。
这样一来，气氛缓和了，毛泽东的杯子也安稳了。
到夜深散席，毛泽东还能神情自若地与人握手道别，那是周恩来用胃和酒量硬挡下来的安全感。
桂园并不是唯一的舞台。
红岩村、周公馆、虎头岩，这“红色三岩”在当时是中共在重庆的明灯，外界的眼睛时时盯着。
白天的会客名单密得像算盘珠子，从国民党开明派到外国使节，都到这里来喝茶、谈话。
茶几上文件堆得比杯子还高，窗外不时传来宪兵的脚步。
会谈里有笑声，也有对峙，像棋盘上的暗手，谁都不愿先露底牌。
谈判桌上的空气是凉的。
毛泽东提出的十一条要点——政党合法地位、停止武装冲突、惩治汉奸——一条条摆在纸上。国民党代表在字面上不回避，真正的难关是军权和地盘。
那些时候，说话的人口气很轻，眼神却像两把刀。
后来流传的那张举杯照片，就是在这种微妙的气氛里拍下的。
有人说从蒋介石的神情里看出了败象，可那天的场景远不止一个表情能解释。
举杯，是礼数，也是掩护。
统一战线在这段日子里长了筋骨。
毛泽东与宋庆龄谈民族的未来，与冯玉祥聊军政的局面，还一遍遍向美、苏、英、法的驻华使节解释中共的主张。
这种不间断的接触，让外界逐渐把共产党与“真心求和平”联系在一起。
重庆的坊间开始有风声，说国民党是想打仗的那一方。
离开重庆前的两天，城里传来枪声。
10月8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在送柳亚子回家的路上遇袭身亡。
消息送到周恩来耳边时，他正陪毛泽东看文艺演出。
他没有立刻告知，转身出门去医院，又去找国民党方面交涉。
查明是一次因碰撞引发的误射，可在这种时候，任何一声枪响都能搅动人心。
周恩来一面稳住内部情绪，一面维持谈判的表面平静，像在一只漏水的船上用手去堵眼。
10月10日，桂园的客厅里签下了《双十协定》。
纸上写着“和平、民主、团结”，字迹端正，像是一份愿望清单。
它让中共的政治地位第一次被正式写入这样的文件，也同意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但谁都清楚，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归属依旧悬在空中，战火的气息只是被压住了，并没走远。
毛泽东离开重庆的那天，天阴着，风带着凉意。
送行的人群中，有真心的笑，也有掩饰不住的复杂神色。
飞机滑行、起飞，越来越小，像被雾吞进山里。
红岩村的院子里，周恩来接到延安的急电，说毛泽东已安全到达。
他站在院子中央，抬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没有说话。
桂园的桂花已经落了一地，香气在湿热的空气里淡了下去。
院门外的石阶上，还残留着宴会那晚溢出的酒香，像是从杯口飘出的旧时光，慢慢散进山城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