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戴笠亲自找到袁殊，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说：“靠老婆生活。”，戴又说：“那你就给我做事吧。”，之后给了他两项具体任务。
袁殊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五重特工人员，除了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与国民党的中统、军统、日伪及青洪帮都有联系。
说到他与戴笠结缘，与他的一次被捕有关。自他加入中共特科后，便一直与王子春单线联系，但是到1934年底，到接头日时，王却没有出现。
平常他们一周会见两次，但接连两次王都不见踪影。接头失败即为断线，对特务工作而言，此事非同小可。
于是，袁只好去见了另一位他知道的特科人员夏衍，通过夏把情报传递了出去，但之后他的情报被纳入第三国际的情报部门，归共产国际管理。
1935年爆发了轰动中外的“怪西人案”，牵扯到了袁殊，随即遭到了军统湖北站的逮捕。
父亲袁晓岚听说儿子被捕，不顾重病之身四处为他活动，并以老同盟会员的名义给陈立夫写了信，为子求情。
同时，他还去找了青帮大佬张仁奎，张的弟子遍布军政界，而张一向十分敬重袁晓岚，也帮了不少忙，使得袁殊在监狱没有受什么罪。
最为关键的是，军统也没有找到袁通共的证据，从袁身上也没套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最后只好以“危害国民罪”对他起诉，判了两年零九个月。
但后来有陈立夫等人的解救，只需执行一年零三个月，再后来又被送到中统势力下的湖北反省院，之后就被释放了。
但在被军统羁押期间，袁殊已与戴笠有了联系，在不影响中共情报系统的情况下，曾写了一份自首信，向戴笠表明过拥蒋抗日的决心。
出狱后，袁殊曾因此被边缘化，但后来他为了表明决心，弄了一份关于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潘汉年，潘表示非常欢迎他继续与中共合作，但也提醒他“要做好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1937年4月，为了加深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袁加入了上海的青帮，成为与杜、黄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在江湖帮派也挂了名号。
杜一向与戴笠交好，在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忙着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
当时袁处于生活无着落的状态，于是，杜就向戴推荐了袁。因为袁曾留学日本，讲一口地道的日语，而且在留日期间与岩井英一相识，往来密切，而此人现为日本领事馆副领事。所以，戴笠找袁做事再合适不过。
于是在一天早上，戴笠亲自去了袁殊的家，要拉他入伙军统。此后袁将情况马上向潘做了报告。潘指示他，机会难得，当然要趁机打入军统。
在袁表示愿意效力后，戴笠派给他两个任务：其一，收集日方的情报；其二，将来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上海沦陷后，潘撤到了香港，但在情报上仍与袁保持了联系。袁留在上海，充分运用“军统”的身份成立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顽强与日伪斗争。
1939年5月，戴笠将袁电召到香港，特意嘉奖了“行动小组”抗日有功，之后给他布置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暗杀李士群。
李原也是军统的人，但在背叛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所以，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意要除掉他。
袁回到上海后，便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计划组织人力挖一条通往李办公室的秘密地道，然后用炸药引爆，从而达到炸死李的目的。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搞不好汪伪特工总部真会被炸，但意外还是先来了。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和另一头目陈恭澎被李士群捕获，在李的诱惑下，选择了投降，并且把这个计划也供了出来，袁殊不幸再度被捕入狱。
但袁殊被关了三周后，却毫发无伤地出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李士群亲自审问袁时，他说了一句话：“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听后，一时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还让他给自己的“关系”打了个电话，袁口中的日本关系就是指与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得知情况后，亲自带了两名书记员赶到76号，他对李说，袁是大日本帝国的情报人员，得交由他们处理，之后将袁强行带走，不久即获保释。
岩井此举当然也有目的，也想让袁为其服务。袁暗中向潘做了汇报，潘指示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留在岩井的身边，以为我党所用。
但对于戴笠那边，袁也要有个交代，他写了一封信给戴笠，让人从中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戴笠也希望他潜伏于日伪，为军统效力。
就这样，袁殊在日伪潜伏下来，抗战期间，他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殊在地下党的策划下，安全转移到了解放区，回到革命队伍中。
袁殊突然失踪，让国民党好找，还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到1946年初，军统才得知袁去了解放区，戴笠气得差点吐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