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蒋介石三次计划出兵，为何未能成功？ 【1950年6月28日黄昏，台北士林官邸】“只要美国点头，我立刻让第五十二军登船。”蒋介石合上电报，对身旁的陈诚压低声音说道。那份密电来自麦克阿瑟，言辞急切，仿佛下一分钟就要在基隆港装船开拔。对蒋来说，这是久违的“反攻大陆”曙光；对华盛顿而言，却是一次高风险的豪赌。隐藏在三次出兵企图背后的角力，远比岛内军闸门打开与否更为复杂。 战争的导火索是朝鲜半岛。当年6月25日，三八线炮火骤起。朝鲜人民军越线南下，只用三天就让李承晚的部队土崩瓦解。南朝鲜的兵员不到五万，北方超过十万，双方火力差距更大。李承晚慌了，麦克阿瑟也慌了。美军当时主要部署在日本，说穿了只是占领军编制，不足以立即登陆大规模陆战。于是，他们想起了台岛上那支“反攻军”。 第一回合的阻力源于美国国务院。杜鲁门在战前对亚洲事务兴趣有限，真正掌握东亚政策的是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担心一旦动用蒋介石的部队，北京必然强硬介入。对美国来说，同时在欧洲防备苏联、在亚洲硬碰中国，等于是“一手抓两条毒蛇”。更要命的是，联合国名义下的联军行动必须维护“道义旗帜”，如果拉上国共内战中的一方，舆论就会动摇。于是，杜鲁门迟迟不批，蒋军尚未启程便被拦在港口。台北高层私下怒骂华府“怯弱”，但无可奈何。 九月仁川登陆逆转战局后，美军似乎不再需要蒋军。可好运并未持续。十月下旬，美陆军横扫至鸭绿江畔，志愿军突然入朝，阵势瞬间翻盘。麦克阿瑟颜面扫地，第二次向杜鲁门紧急提议：空运蒋军，最好让他们在华南沿海同步登陆牵制解放军。蒋介石闻讯，一夜之间便拟好“北进南攻”双线作战蓝图，还派出四人“先遣参谋团”飞抵汉城。但这一次阻力并非只来自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里的布莱德雷、柯林斯在算后勤账：蒋军缺重火器、缺防寒衣、缺现代通信，要把三万多人空运进朝鲜，至少动用数百架C-54，一个月都不一定搞定。更大的麻烦是，若他们在前线被全歼，美国得贴着脸面救援，这会迫使华盛顿在战争升级与信誉崩塌之间做选择。结果，第二封申请电报再度束之高阁。 许多人忽略第三次提兵的时点。1952年底，美军新任远东总司令克拉克抵东京，发现家门口的日本竟只有数万警察维持治安，而朝鲜正陷僵持拉锯。他提出“抽调三个美军师回防日本，改由国民党军接管朝鲜部分防线”。蒋介石这边同样摩拳擦掌，甚至着手整编71军与52军。一旦成功，蒋将获得在日韩附近的大后方，乃至借美援升级装备的机会。然而，华府政局骤变。艾森豪威尔以“尽快停战”入主白宫，新政府向盟友保证：不能让任何行动破坏停战谈判。克拉克的方案刚送抵五角大楼，就被直接打回。蒋的第三次“入朝梦”再度幻灭。 三连挫背后，外部因素显而易见，但蒋介石自身的筹码同样有限。 其一，兵源虽称“精锐”，却是残缺编制。辽西、淮海、成都几战损耗后的台军，大量官兵是仓促补齐，战斗序列不完整。蒋想派出的52军，共有三个师，但重炮不足一个团，坦克更是告急。美军评估报告里写得直白：“他们可以守城，难以机动作战。” 其二，后勤完全依赖美方。空运要美军飞机，海运要美军舰队，登陆后补给仍需美军仓库。如果华府政策风向一变，蒋军便成“孤军”。从佩服麦克阿瑟到指责艾奇逊，蒋其实也是被动观望者。 其三，政治代价沉重。蒋介石迫切希望藉由出兵“借船出海”，但美方只想让他当一次性工具，不愿给任何恢复大陆版图的口头保证。岛内最高层明白：如果打赢，功劳是美国；若打输，骂名在台北。放在算盘上来回敲，终究敲不出最优答案。 有意思的是，蒋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三次计划，更未透露与华府的分歧。岛内报纸只能捕捉到一些航渡演习、部队集结的影子新闻。直到台北档案馆多年后解密，外界才看清那几轮“差点出兵”的细节。历史不容假设，但可以推演：一旦52军登陆釜山，美军势必把他们放在最前沿。志愿军会否因此提前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是否扩大出动？种种未知叠加，局势只会更加混乱。 对于1950年代的美国，同一时期欧洲战场压力巨大。马歇尔计划刚刚实施，北约处在起步阶段。华府真正的心思，是在莱茵河畔挡住苏联坦克，而不是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无止尽的山地战。艾奇逊那句“逐两兔者难得一兔”，表面说给总统听，本质却是提醒国会：钱就这一包，子弹就这么多，亚洲只能维持有限介入。蒋想成为那只“备用兔”也好，“急先锋”也罢，只要华府不松手，一切空谈。 回望岛内，三次受挫并未改变蒋介石的“反攻”信念，却悄悄削弱了军心。1955年一江山岛失守，前线指挥官汇报：“官兵有人在问，真要反攻吗？我们等了五年。”现实与宣传的落差，就在这些细缝中扩大。蒋如果当年把52军扔进朝鲜，未必能改变大陆与台湾的对峙格局，却很可能透支最后的机动力量。 抗美援朝期间，蒋三次挥舞出兵令箭，却始终收不回真正的战机。归根结底，主动权压根不在台北——不仅要看华府脸色，更要看全球格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