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个公安便衣在买烟时，发现烟馆的老板坐姿端正，看报纸时，双手还举到胸口，就感觉不对劲，暗道：“这人有问题！”
说起1949年底成都解放那会儿，国民党那边留下的特务可不少，这些人藏在市井里头，表面上做点小买卖，其实等着机会搞破坏。新政权刚站稳脚跟，公安部门得赶紧把这些隐患挖出来，不然后患无穷。成都街头巷尾，到处是那种老式的木板房和小摊贩，空气里还混着战乱后的尘土味儿。国民党特务们大多受过训练，习惯上总带点军人的痕迹，但他们得伪装成老百姓，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公安这边呢，靠着线索和档案，一点点排查，有时候还得派便衣出去转悠，留意那些不对劲的细节。像王子民这种家伙，本来是国民党保密局的骨干，干过不少见不得光的勾当，解放后就溜到成都周边，换了个名字叫王家宾，开起一家小烟馆，打算低调混日子。可惜啊，人算不如天算，他的那些老习惯终究藏不住。
王子民这人，早年间在国民党那边混得风生水起，1946年那会儿，他在昆明直接指挥了刺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行动。李公朴是民盟的骨干，闻一多是知名学者，两人都在推动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结果国民党当局看他们不顺眼，就派特务下手了。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街上被枪杀，四天后闻一多在追悼会上演讲完，也遭了毒手。王子民作为保密局少校，直接负责这事儿，手下有汤时英、唐世凤那些人，行动后还想栽赃给别人。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全国上下都震动了，国民党声誉一落千丈。但王子民他们逃脱了，辗转藏匿。解放后，这些特务成了过街老鼠，公安机关全国通缉他们，档案室里堆满了国民党留下的卷宗，公安人员天天翻阅，对比照片和特征。成都作为西南重镇，成了不少特务的落脚点，公安部门分成小组，分片负责，有的查资金来源，有的盯可疑人员。1950年那时候，经济还没完全恢复，小烟馆这种地方到处都是，便宜的烟草吸引了不少人，王子民挑了新都县东街134号，开店卖烟，表面上看挺不起眼。
高俊峰是成都公安局的便衣，老八路出身，对军人的作风特别敏感。那天他执行任务，顺道去烟馆买烟，一眼就瞅见王家宾坐那儿看报纸，腿并得直直的，背挺得像杆枪，双手把报纸举到胸口那儿，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这种坐法在成都小贩里头少见，那些人通常懒洋洋的，翘腿靠墙啥的，王家宾这派头太扎眼了。高俊峰没声张，装成普通顾客买烟，眼睛却没闲着。王家宾递烟收钱时，动作干净利索，左手露出一道疤痕，看样子是枪伤留下的，皮肤拉得紧巴巴的。他还不时瞄瞄周围，警惕性高得像在执行任务。烟馆里头，王家宾的媳妇儿偶尔露面，一举一动文文静静的，不像在这种地方讨生活的人，气质跟富家小姐似的。高俊峰买完烟走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这人肯定有猫腻。他是老兵，知道国民党特务多半有这种痕迹，坐姿、伤疤、眼神，全对不上普通小老板。
其实，王子民的背景挺复杂的。他原名王子民，江苏人，早年加入国民党，进过黄埔军校，后来专干特务活儿。昆明那案子是他生涯的“高峰”，杀了李闻后，他升了职，但也成了通缉犯。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带着媳妇儿和一些家伙事儿逃到四川，化名开店。烟馆资金来路不明，半夜还有人影晃动，公安后来查出来那是联络点。他媳妇儿出身不错，跟着他颠沛流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两人还保持着旧习气，没完全适应底层生活。高俊峰这事儿不是巧合，公安当时有内部通告，说王子民可能在成都一带藏着，特征包括左手枪伤和军人作风。高俊峰联想到这个，赶紧去档案室调卷宗，一翻就对上了号。1946年的案卷记录清楚，王子民左手有伤，照片虽模糊，但体型轮廓相似。高俊峰上报后，公安重视起来，派人监视。
监视过程中，公安发现烟馆夜里异常，电台信号隐隐约约传来，那是保密局的设备。王子民他们用加密文件联络残余势力，计划破坏新政权。1951年1月，公安突击搜查，冲进去时王家宾想抵抗，但铁证如山，手枪、电台、行动记录全搜出来了。他只好招供，自己就是王子民，当年昆明案是他一手策划，还嫁祸给地下党。罪行太大，经过公开审判，没多久就被枪决了。这事儿在成都传开，震慑了不少隐藏的特务。公安顺藤摸瓜，又抓了熊福广、袁炳南那些同伙，逐一惩处。
回顾这事儿，能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治安工作多不容易。国民党留下的特务网根深蒂固，成都解放后，公安得从头梳理，靠着群众举报和细致排查，一点一点清除。像高俊峰这样的便衣，日常巡查中抓细节，救了不少潜在麻烦。王子民的落网，不是运气，而是公安体系的胜利。他那种军人坐姿，本来是训练结果，却成了暴露的把柄。生活里头，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小事儿决定成败。王子民干的特务活儿，害了多少人，李公朴和闻一多是民主斗士，他们的死激起全国反内战浪潮，加速了国民党垮台。可王子民到死都没悔改，罪有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