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辽宁省政府机关大院的哨兵击毙了一个可疑人员，谁知，案件水落石出后，这个哨兵非但没被嘉奖，还被判处死刑！ 天还没亮，沈阳的冬夜早已结了层硬霜。 1980年12月9日，那座平时安静得像死水一样的省政府机关大院，在凌晨两点多忽然炸开了锅。枪声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短促又急促，一梭子火药味穿透厚重的空气，也把整个大院惊得像炸了窝。 紧接着，是一声接一声的喊叫，“抓坏人啦！抓坏人啦！”听上去声音还带着点颤，但喊得够响，像是怕人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从床上蹿起来，披着棉衣往外冲；有人还在迷糊，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出事了，大事。 喊叫的是白玉珍，当晚的大院游动哨兵，一个还没复员的士兵。枪是他开的，人是他打的。 可让人怎么都想不到的，是那“坏人”的模样：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戴着旧棉帽，穿得歪歪扭扭，衣扣也没扣好，鞋带也散着。 更让人心里凉的是，他不是外人，是机关食堂里炒菜的苗广吉。打饭的、递锅铲的、哪天早上不见他穿着油渍斑斑的围裙喊“吃饭啦”？ 白玉珍说，苗广吉没应喊叫，举枪反击，他才回了一梭子。这话说得正气凛然，大院里头的值班干部当时也懵了，只觉得：这小伙子怕是遇上了啥特务。
可很快，那些“对不上号”的地方开始冒出来。 尸体被找到时，脸朝下趴在小食堂后头的夹道里，地上是散着的煤渣，旁边躺着那支失踪了一周的“五四式”手枪。 再一看，那枪不是别的，正是连长丢的那一支。 一周前就没影了，正悄悄地查着呢。 再结合苗广吉身上的枪伤数量和位置，谁都忍不住皱眉头了。
尸检结果很快出来，白纸黑字列着：苗广吉身上有八处枪伤，其中头部那一枪是致命伤，子弹从后脑打进去，从额头穿出来，角度奇怪，几乎是从下往上斜着掠过。 打仗打成这样的很难说得通，除非开枪的人站在他身后，还得是站在低处。 而那几处腹部、腿部和手掌的伤，全都是倒地后打的。甚至有些伤是连中一发后，由于姿势，形成了贯通好几处的路径。 手脚被压在腹下，是自然倒地的样子，可尸体被发现时，那只右胳膊却莫名其妙地被拽了出来，手就在枪边上，好像死前正拿着它。 可那枪上没有他的指纹，倒是扳机护圈上有O型血的痕迹，而苗广吉的血型，正是O型。 细节像泥潭一样，越踩越深。法医把白玉珍送来的军衣、衬衣统统拿去检查。 左胸上有个十字形的裂口，黑烟围了一圈，说明是贴着打的，甚至可能是直接把枪顶在身上扣的扳机。 那颗子弹从前胸打进，再从腋下斜穿出去，奇怪的是，在腋窝的前后壁上竟然留下四个出口，偏偏只有一个弹孔进来。法医几次复验，才推断出，那得是左手插腰、手肘微抬的姿势才能形成这样的创伤路径。站着、打斗、走动都解释不了这个动作——只有摆姿势才说得通。
枪伤查清了，血型对上了，尸体摆放异常，子弹轨迹反常，一切开始往另一个方向转了。白玉珍那晚表现得过于“完美”，像剧本写好的。 他一边喊叫，一边“负伤”，接着众人到场、报告汇报、检查枪支，环节齐全，丝毫不乱。 唯一的问题是——他动手太狠，也太假。 再一查他和苗广吉的关系，才更让人后脊背发凉。 两人平时处得极好，白玉珍还拜他做过干爹。苗老头不识几个字，但对这个兵娃子是真心实意。没事还给他缝补衣服、煮个鸡蛋汤。 所以当白玉珍敲他门，说外面有黑影他怕了，苗广吉什么都没问，鞋袜没穿齐，衣扣都没系好，就把枪从褥子底下掏出来交给了他。 几分钟后，一枪打在脑后。一个老兵信任的晚辈，把他从床上叫起来，然后从背后开了枪。 动机，不复杂。白玉珍快复员了。 没立功、没入党、没分配好去处，心里憋着口气。 他想当英雄，想有个交代。他知道机关里丢枪的事不能声张，他也知道，苗广吉每天都待在食堂，认识他、信任他、警惕性低。 那晚，是他主动安排了一场“演出”。 枪，他早偷了。证据，他早准备好了。只是他没料到，演出再精巧，也躲不过一群手里拿着弹道表和尸检报告的法医。 审判的那天没有多少波澜。案子很快定性：偷枪、蓄谋杀人、自伤伪造、妄图立功，罪行确凿。军事法庭最终判处他死刑。没有悬念，没有悔意。 他那个精心布置的“立功现场”，最后变成了定罪的最强证据。 有时候，人对“被看见”的渴望，比饥饿还要猛。一个卫兵能为了被记住，用一条人命来换荣誉；一个老炊事员则因为太信任身边人，被拉入黑夜，不曾醒来。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枪声早已被别的记忆覆盖。 可那个雪夜里倒在食堂后的身影，还是像个结，拧在历史里。法医写下的每一行结论，不只是为了一次真相，也是在提醒后人：人心是复杂的，虚荣若失控，比子弹还可怕。 历史，不一定总有戏剧冲突，但每一次人性崩裂的时刻，都是血和肉写下的教训。那年冬天的哨声还在耳边，可是喊“抓坏人啦”的人，最后成了自己最怕成为的那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