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总指挥徐向前病倒了，无奈之下，彭老总被调任总指挥，两人交接时，徐对彭说：“彭总，太原解放，请务必拿下戴炳南，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主席交代，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当时的太原是个什么地方？那可不是一般的省会城市。那是“山西王”阎锡山经营了38年的老巢，被他吹嘘成“攻不破的堡垒”。 整个太原城，被他修成了个大刺猬。外围有五千多个碉堡，连起来组成一百多个据点群，什么梅花阵、品字形，各种阵法都用上了。城墙上呢？光机枪眼就一万多个，再加上各种口径的火炮，简直就是个钢铁“阎王殿”。阎锡山自己都放话了，说太原是“第二个凡尔登”。 面对这么个硬骨头，指挥员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徐向前元帅，这位从红军时期就以指挥大兵团作战闻名的战将，愣是带着华北第一兵团跟阎锡山死磕。从48年10月开始，一仗接一仗，晋中战役扫清外围，然后就是啃太原这个主城。 徐帅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尤其是西路军兵败后，落下了严重的病根。打太原这会儿，他已经是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肋膜炎，高烧不退，人瘦得脱了相。最严重的时候，他是躺在担架上，被人抬到前沿阵地去指挥战斗的。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力？ 可铁打的人也扛不住这么耗啊。到了49年3月，徐帅的病情急剧恶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前线总指挥倒下了，这仗还怎么打？ 就在这时候，彭老总出现了。他当时正准备率领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路过太原。中央一个电令，让他留下来，接替徐向前。 很多人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对徐帅不信任？当然不是。临阵换帅，中央比谁都谨慎。这背后，其实是更高明的战略考量。 当时太原城下聚集了多少部队？不仅有徐帅原来的华北第一兵团，平津战役结束后，杨得志、杨成武率领的两个兵团也赶来增援，再加上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师，总兵力达到了30多万。这么多来自不同山头的部队，必须得有一个威望足够高、能镇得住场子的人来统一指挥。 谁最合适？彭德怀，时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这个身份，往那一站，谁都得服气。 再往深了说，这也是为解放大西北做准备。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和杨成武的第二十兵团，打完太原后就是要划归给彭老总，跟着他去打马家军的。让他们提前在彭总的指挥下磨合一下，协同作战，这棋下得有多远？ 所以说，让彭总接手，既是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也是为未来的大战略布局。而彭老总也确实高风亮节，接手指挥后，初期下达命令，仍然用的是徐向前的名义，给足了老战友尊重。这种战友间的情谊和默契，真是咱们这支军队能打胜仗的宝贵财富。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戴炳南是谁？为什么必须抓到他？ 一句话，他是个可耻的叛徒。 戴炳南，原本是咱们晋绥野战军第八纵队的旅长。请注意，是“旅长”，在当时绝对是高级干部了。但他利欲熏心，加上对革命前途产生了动摇，在1948年，也就是太原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信和大量机密文件，叛变投敌了。 这在当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个高级指挥员的叛变，意味着什么？ 首先，他对我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指挥风格了如指掌。他把这些核心机密全盘托出，等于是在阎锡山面前，把我们的底牌给亮了。阎锡山立刻根据这些情报，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让我军的进攻处处碰壁，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很多战士，都是因为戴炳南的背叛，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其次，他的行为严重动摇了军心。一个旅长都叛变了，对部队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 所以，戴炳南的罪，不仅仅是背叛，更是用他昔日战友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对于这种人，不严惩，何以告慰牺牲的烈士？何以严肃军纪？何以警示后人？ 这就是为什么，从最高领袖到一线总指挥，都对他下了“死命令”。抓他，已经超越了军事层面，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一个纪律任务，更是一个道义上的任务。 1949年4月24日，在彭老总的统一指挥下，我军对太原发动总攻。仅仅一天时间，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就被彻底摧毁，盘踞山西38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灰飞烟灭。 城破了，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全城大搜捕，目标：戴炳南。 这家伙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早就做了准备。他没跟着阎锡山坐飞机跑，而是选择藏起来。他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一个亲戚家的地窖里挖了个洞，藏了进去，还用砖头给封了起来，就留了几个小小的通气孔。 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哪是几个砖头能挡住的。解放军发动群众，挨家挨户地毯式搜索。最终，在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战士们发现了一处新砌的墙壁有异样，敲开一看，戴炳南就像一只过街老鼠一样，被揪了出来。 抓到他的那一刻，徐帅病榻上的嘱托，主席“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命令，总算是完成了。最终，这个无耻的叛徒，经公审后被执行枪决，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