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80后县长让王健林把利润全留在丹寨县，后来他的仕途如何？ 2014年3月

14年，80后县长让王健林把利润全留在丹寨县，后来他的仕途如何？ 2014年3月，一个春雨初歇的午后，丹寨县政府二楼会议室里气氛有些紧张。“王总，利润尽量别带走，能不能都留下来？”年轻的县长徐刘蔚语速很快，话音落下，茶杯里的水还在冒热气。 时间拨回2012年4月。彼时的丹寨依旧是“深山夹寨”——通往外界的省道坑洼难行，七成以上劳动力依赖种玉米和稻谷，县财政每年的可用资金不足2亿元。就在这一年，时年29岁的徐刘蔚从省政府机关调任丹寨，职务是副县长。履新第一周，他把办公室钥匙交给秘书，直接扎进全县27个村寨，坐了一百多辆摩的、走坏两双解放鞋，弄清了“穷”到底穷在哪：缺路、缺产业，更缺把分散资源整合起来的人。 调研结果上报后，省里批复了首批1.6亿元基础设施专项资金。2013年，县城环线和两条入城道路完工，电网改造同步推进，用电负荷提高了近三成。路通了，徐刘蔚却犯愁：交通条件改善只能算“铺底”，产业怎么办？养猪、种茶这些老方案评估下来要么回报周期太长，要么受限于自然条件。他盯上了旅游和职业教育的组合拳，可县财政远不足以支撑。 恰在这时，万达集团启动全国扶贫投资调研，贵州被列入重点考察区域。徐刘蔚抓住机会，把一份厚厚的丹寨县情报告放到了省里招商处的案头。不到一个月，王健林带队实地踏勘。万达高管团队最初只想做茶产品深加工，投入小、见效快，但徐刘蔚坚持旅游小镇和职业教育“双轮驱动”模式。他的理由直白：景区带人流，学院留人才，消费和就业能够形成闭环。 方案敲定后便是利益划分的博弈。2014年那场被县里同事私下称为“茶水会议”的对话里，王健林眉头皱得很紧：“没有盈利机制，企业活不下去。”徐刘蔚却不松口，“给5个亿补贴很快就花完了，最好建个基金会，收益按股权全部回投丹寨。”最终，双方做了一份特别条款：万达小镇在十年内实现的纯利润，70%转入丹寨公益基金，30%用于企业再投入。 建设期只用了两年。2016年底，小镇主体落成，民族风情商街与万达影城同日开门迎客；2017年“五一”，单日客流突破6万人次。与此同时，贵州万达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八百名学生开学，其中六成来自黔东南州。有人调侃这所学院“生而带岗”，因为毕业生直接被小镇、酒店群和景区管理中心吸纳。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12年丹寨全县GDP不足25亿元，2018年突破90亿元；县内登记失业率由12%降至3%以下，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两倍多。那一年，丹寨顺利摘掉贫困县帽子。更重要的是，万达公益基金已累计向村级集体分红超2亿元，许多曾经守着田坎发呆的中年劳动力，如今在景区做保洁、在酒店做厨师，年底还能拿一笔股金。 外界常把成功归功于王健林的魄力，却忽略徐刘蔚的“轴”。一位当时参与谈判的省发改委干部后来回忆：如果县里代表稍微退半步，利润条款就没了。那一年徐刘蔚才31岁，他的倔强在体制内并不多见。 政策层面的创新同样值得注意。丹寨模式将企业利润与地方公共预算剥离，基金会独立运行，县财政只做监管不干预，这为后来的宁夏隆德、云南永平复制提供了范本。业内评价，“既让企业持续赚钱，又让群众获得长期分红，实现了动态的利益平衡”。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袭，旅游业重挫。很多人担心丹寨小镇会熄火，可事实却是线上直播带货反向拉动了客流，县里联合学院学生开设民族手工艺直播间，单场交易额最高破百万，万达公益基金逆势追加5400万元用于商户补贴。抗压能力的背后，正是“利润不外流”累积的安全垫。 按惯例，县域脱贫验收后，主官往往调离。2021年7月，徐刘蔚被提拔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分管市场和产业发展。有人问他会不会怀念在丹寨的日子，知情者转述他的回答：“项目才刚开个头，多久盈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别停。”短短一句，再次点明了那年争议条款的价值所在。 仕途升迁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制度创新被写进了贵州省级文件。2022年起，贵州多地试行“县域公共基金+产业运营公司”的新机制，丹寨和万达小镇被列为“一级样本”。这意味着，徐刘蔚当年拍板的“利润留县”模式，从个案渐成规则。 回顾整个时间轴：2012年进县，2013年修路，2014年谈判，2016年建设完成，2018年脱贫出列，2021年履新省厅——节点分明，逻辑清晰。丹寨之变，是一次基层治理与市场力量的精准配合，也是80后干部群体敢闯敢试的缩影。倘若问徐刘蔚的仕途后续如何？答案或许还在路上，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个春雨午后留下的条款，已经让丹寨的山谷里重新聚起了人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