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的超级大脑有多厉害呢？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杜祥琬院士说：“1965年，我们和于

于敏的超级大脑有多厉害呢？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杜祥琬院士说：“1965年，我们和于敏在看计算机算出核装置物理量的纸带，于敏突然就说这个量错了！” 那是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百日会战”期间，几十号科研人员围着一台老式计算机连轴转，这台机器得靠人工换纸带，运算速度慢不说，还经常出故障。 当时纸带已经堆了半人高，大家盯着上面的数字反复核对，都没发现异常，可于敏只扫了几眼，就指着一个数据说“不对”。 有人疑惑是不是程序公式错了，他却笃定地摇头：“这个物理量的变化规律和我们推导的不符，问题在机器上。”后来拆开机器一看，果然是一个晶体管坏了。 在场的人都惊叹，他简直是把核物理规律刻进了脑子里，连机器的细微偏差都能通过数据“嗅”出来。 这份“超级大脑”的实力，最终在1967年6月17日有了最震撼的证明。那天清晨，新疆罗布泊的沙漠里，一声巨响后，淡红色的蘑菇云缓缓升空。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这一时刻，让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创下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2年8个月的世界纪录，而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6年多。 可当时，全世界都不知道，撑起这份“中国速度”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名叫于敏的科学家，彼时他已经隐姓埋名5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年他34岁，已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的顶尖学者，手头的研究即将取得重大突破，再往前一步，就能在国际物理学界拥有一席之地。 可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说“国家要搞氢弹，缺人牵头做理论研究”时，他没有丝毫犹豫。 他心里清楚，转行意味着前半生的学术积累可能付诸东流，更意味着从此要“消失”。 氢弹研究是最高机密，不能对任何人透露，包括家人。但他只说了一句：“国家没这东西，以后还得受别人欺负。”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让他放下了个人前途，一头扎进了氢弹研究的“无人区”。 从那天起，“于敏”这个名字从物理学界彻底消失。 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回家，家里的灯总是他走时没亮、回来时已灭；有一次出差三个多月，只给家里寄了两封信，信上只有“一切都好，勿念”几个字，连地址都没写，妻子想寄件衣服都找不到地方。 他和团队面对的，是比想象中更难的困境。 国际上对氢弹技术严密封锁，连一篇像样的参考论文都找不到，所有理论、数据都得从零开始推导。 办公室里的草稿纸堆得比人还高，写满了复杂的公式，有时候一个数据算错，就得推翻重来。可于敏从不说累，反而总在团队士气低落时鼓励大家：“再难，也得给国家啃下这块硬骨头。” 而“于敏构型”的诞生，更让世界看到了他“超级大脑”的独创力。当时其他国家的氢弹构型，要么储存时间短，要么养护成本高，很难投入实战。 于敏带领团队反复推导、计算，最终独创出一套完全属于中国的构型——不仅稳定性强，能长期储存，还能做成导弹弹头，真正具备了实战价值。 直到现在，中国仍是世界上唯一保有氢弹的国家，这背后，正是“于敏构型”打下的坚实基础。 可于敏从不在意这些光环。氢弹爆炸成功那天，他终于睡了个安稳觉。 此前因为压力太大，他每天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那天却不用。有人称他“氢弹之父”，他立刻摆手：“这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我只是其中一员。” 后来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把巨额奖金捐给了研究所的科研基金，说“给年轻人搞研究更有用”；家里的沙发用了二三十年，电视还是老式彩电，孩子上学和普通人家一样，从没有过特殊待遇。 他客厅里挂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字幅，这正是他一辈子的写照。 直到1988年，于敏的身份才正式解密。此时的他已两鬓斑白，终于能光明正大地告诉家人，自己这28年在为国家研制氢弹。 2018年1月，于敏离世；2019年，党中央追授他“共和国勋章”，这份国家最高荣誉，是对他一生“为国铸剑”的最好认可。 信源：今日送别“氢弹之父”于敏——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