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团长叫楼将亮，得的是严重的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被称作 “白色瘟疫” 的年代，是很难治愈的，他不得不住到了汉口医院治疗。 住院期间，楼将亮的妻子陈愉带着五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在医院外租住了间小房子，除了深夜回去休息，陈愉的其他时间都在照顾丈夫。 楼将亮住11号病房，斜对门的 17 号病房里，住着六个特殊的 “病号”，他们大都是国民党军官，并无多大的病，都是走了关系，找个借口来休养。 这六个人每天无所事事，要么聚在病房里猜拳喝酒、赌钱取乐，要么光着膀子在走廊里闲逛。自从陈愉出现后，他们的目光就总黏在她身上，带着不加掩饰的贪婪。 一天夜里，陈愉提着装着脏衣服的竹篮，准备去后院的洗衣房。路过17号病房时，门后突然冲出两个男人。 没等陈愉反应过来，一个人捂住了她的嘴，另一个死死抱住她，拖拽着往病房里走。病房里，另外四个人早已围了上来，有人 “砰” 地关上房门，有人拉上窗帘。 施暴结束后，陈愉不敢回丈夫的病房，怕楼将亮看到她这副模样会急火攻心，只能跌跌撞撞地躲进洗衣房的角落，抱着膝盖痛哭。 天亮后，陈愉强撑着满身的伤痛，来到了医院院长蔡善德的办公室。 蔡善德听陈愉断断续续地哭诉完后，摇头说：“绝不可能，我们医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当陈愉颤抖着说出施暴者的模样、病房里的摆设后，蔡善德的脸上阴晴不定，过了一会说：“陈女士，这事可不能声张啊，要是闹大了，你的名声也不好听。你放心，我们一定私下调查，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陈愉信了。她以为院长还有起码的良知，会为她主持公道。可到了中午，她再次路过17号病房时，却看到两个护工正拿着拖把，卖力地擦拭着地板，床上的被褥也换成了新的，能证明暴行的痕迹，都被清除了。 陈愉气得浑身发抖，冲进院长办公室，指着蔡善德质问。 蔡善德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地说：“陈女士，你都生了两个孩子了，何必这么计较？事情过了就过了，再闹下去，对你、对楼团长都没好处。” 没过多久，医院训导长刘家桢还主动找上了陈愉，说：“陈女士，听我一句劝，别再闹了。那六位也知道错了，愿意拿出一笔钱当补偿。要是真闹到军法处，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楼团长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啊？” 这番话撕碎了陈愉的幻想，她终于明白，医院根本不是在帮她，而是在包庇凶手，想用金钱和威胁堵住她的嘴。 下午，陈愉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病房。楼将亮见她脸色惨白，眼神空洞，连忙问她出了什么事。看 着丈夫担忧的眼神，陈愉再也忍不住，趴在床边，哭着把所有事情都讲了出来。 楼将亮听完，气得浑身发抖，咳嗽不止，缓过来后说：“不能忍！就算我这条命没了，也要让他们得到惩罚。” 有了丈夫的支持，陈愉将这事告到了华中“剿总”在武汉的军法处。 陈愉知道，光靠军法处未必能解决问题，她又先后跑了汉口妇女会、浙江同乡会（她是浙江绍兴人）、湖北省参议会。 很快，武汉的报纸报道了此事，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社的电话被打爆，全是要求后续报道的读者。 消息最终传到了南京，蒋介石当时正为前线的战事焦头烂额，得知此事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 当时国民党军的士气本就低落，要是连一个团长的家属都得不到保护，传到前线，让官兵们怎么想， 于是，老蒋给华中 “剿总” 总司令白崇禧发了电报，要求严加调查。 白崇禧看了电报后，也认为这个案子太过耸人听闻，下令武汉警备司令部去抓人。 这六人被抓后，一口咬定是陈愉 “主动勾引”，试图翻案。 军法处的审理一度陷入僵局。有人私下找到陈愉，暗示她 “见好就收”，说 “差不多就行了，真把人逼急了，对你也没好处”；甚至有人提出折中方案，说 “判个三五年，让他们交点罚金，这事就算了”。 可陈愉寸步不让，她一次次去军法处提交补充证据，找当时的护工、洗衣房的阿姨作证；还通过同乡会的关系，请了一位有名的律师帮忙，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一一驳斥对方的谎言。 在舆论压力、同乡支持以及白崇禧的指令下，军法处终于不再拖延。最终判处其中有军籍的四人死刑，押赴汉口江边的刑场执行死刑，另外两人转地方法院判处徒刑。 一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子，竟要在老蒋、白崇禧的过问下，才得以审理，由此可看出当时的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