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邓颖超与3个侄子3个侄女的一张幸福留影，他们都非常的喜欢和敬重邓颖超 广州的雨季常常没完没了。 街上湿漉漉的，连狗叫声听上去都带着疲惫，1927年的四月，谁都知道，这座城快要不太平了。 在长寿西路那家德国人办的妇产医院里，邓颖超躺在产床上，脸色苍白，咬着牙，一声不吭地挺着。孩子迟迟不肯出来，医生来回踱步，手上的钳子冰凉得吓人。 那是她怀的第一个孩子，和周恩来的孩子。 他们早早就取了名，买了点小衣服，甚至还争论了几次到底像谁多一点。 可孩子终究没能留下来。 三天三夜，医生实在没办法，只能动用产钳，把孩子硬生生从她身体里拖出来。 小小的身子，还没来得及睁眼，就走了。没人知道邓颖超在那一刻到底是什么感觉。 她没哭，嘴唇咬得发青，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 她太清楚这不是可以抱头痛哭的时候，外头枪声快追到窗下了。人刚刚断奶，就有人来催命。 门开了，党组织的人进来，压低声音告诉她——得走，马上走。 蒋介石已经开始大搜捕，她是通缉名单上的人。 她用最快的速度换了衣服、包了头发，像个刚坐完月子的普通女人那样一瘸一拐地走进混乱的街道。她没敢再回头。 孩子就留在那家医院里，留在那个城市越来越近的阴霾里。 后来她再没生过孩子，身体不允许，也不敢再想。 但她对孩子的心意，好像从那一刻起，反倒更深了。不是那种软乎乎的“慈母心肠”，而是更复杂的一种东西。像是在漫长的革命旅途中，她失去了一段最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然后她试图用另一种方式，重新编织一张属于家的网。 西花厅的门口，有一棵不太起眼的老槐树，枝干低矮，夏天倒是遮得住一点光。 1950年之后，这个原本静谧的院子里多了几个孩子的身影，嘻嘻哈哈的，常常蹿得满院子都是灰。 那是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家的孩子。 秉德、秉钧、秉宜三个小孩，带着南方口音和一点不服管教的气性，一股脑被送进了中南海。 邓颖超没说什么，直接给他们安排了床铺、作息、学校。 西花厅变得热闹了，像个真正的家，她不止一次对人说：“家里有孩子的声音，就是活的。” 但她也不是好糊弄的长辈。暑假的时候，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还带着卫士长的两个孩子、秘书的几个小孩，一屋子人吵得头大。 她拎着茶杯站在走廊那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然后突然就开口了：“都别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僵住，她看着最年长的秉德，说：“你带一个组，把他们管好，别搅得你恩来叔叔夜里没法睡觉。” 就这么，一个假期的“小组制度”诞生了。 每天几点起床，什么时候做操，什么时候写作业，甚至打扫花廊、擦亭子，邓颖超全都列了清单。 没人敢讨价还价。 她不是冷的。孩子写完作业，她会在灯下帮忙检查；有人感冒，她半夜起来熬姜汤；有人摔跤，她亲手上药。可她也不甜。你要穿新衣上天安门，她会说：“你是来看升旗，不是来看热闹的。”你想吹吹风头，说自己是谁谁的亲戚，她只淡淡一句：“不许提家里人。” 西花厅没有“少爷”和“小姐”，只有小孩。 做得好，就夸一夸；做错了，照样板着脸骂一通。 有时候孩子们觉得委屈，躲在花坛后头抹眼泪，她就蹲下来陪着不说话。等那孩子擦干了鼻涕，她拍拍膝盖站起来：“行了，去吃饭。” 最奇怪的是，孩子们怕她，却也格外黏她。她不在的时候，他们会偷偷翻她的抽屉，看看有没有什么糖果藏着。 邓颖超知道，也不说破。 她偶尔会在桌角留一颗糖，仿佛是在对他们说：“我没生你们，但你们是我养的。” 西花厅里不仅住着亲戚，还住着革命的“遗腹子”。 孙维世来的时候才十六岁，穿着一双磨破的布鞋，站在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口，一脸倔强地不肯走。没人理她，她就站着不动，像块石头一样。 周恩来看见了，问清来历之后，把她带进了屋。 邓颖超没多说话，转身就吩咐人：“去给她买件棉衣。”又写信给她母亲，说：“我们愿意把这个孩子当女儿养。”后来孙维世成了中国第一位话剧女导演。 可她最爱说的，不是舞台上的事，而是西花厅的炖菜和书桌。 她说，那是她第一次感到“有一个真正的家”。 李鹏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是李硕勋，死得早。母亲带着他在牢里熬了几年才得以生还。 1939年，他被从成都的亲戚家接到重庆，邓颖超没说什么，照样一顿规矩伺候：延安出品的毛毯、每天的劳动课、从不讲情面的批评。等他从延安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她也没多说话，只在他当上国务院副总理那年，专门跑去办公室叮嘱一句：“别飘。” 这些孩子，有的成了领导，有的成了艺术家，还有的只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工人。 但他们都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是在西花厅长大的。”这话里，装着一屋子的规矩，也装着一屋子的光。 1977年，邓颖超把六个孩子喊来拍照。 她坐在藤椅上，身后站着的，是那些曾在她手下做操、擦亭子的家伙们。孩子们长大了，有的留着平头，有的穿着干部制服，看上去都挺精神。 她没说什么，只是让摄影师多按了几下快门，说：“他们都不常回来了，多拍几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