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刘女士病逝后，其未满10岁的女儿星星、妮妮因生父身份不明。只剩年逾八旬且妻

上海，刘女士病逝后，其未满10岁的女儿星星、妮妮因生父身份不明。只剩年逾八旬且妻子丧失行动能力的外祖父可依靠。外祖父申请监护权时，先因入学材料突现“生父张某”需核查，又因自身年迈遭质疑，最终经家事调查员的介入，确认其有条件成为监护人。 据光明网报道，刘女士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分别是星星和妮妮。两个孩子都在美 国出生，姐姐星星出生于2015年3月，妹妹妮妮出生于2017年4月。两个女儿出生后，刘女士就带着两个孩子，一直跟着自己的父母在上海共同生活。 一直以来，星星和妮妮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在她们的记忆里，也从来没有过父亲形象的任何男性身影，孩子的出生证明上也没记载生父信息。 刘女士也从没跟自己的父母透露过孩子父亲是谁。每次父母问起这事，刘女士都只说：以后会告诉你们。 二零二四年九月，刘女士突然因病去世。星星和妮妮都还未满10岁。到此，她没跟任何人提过有关孩子生父的任何信息。 如今母亲去世、生父身份不明，两个女儿身边剩下的唯一亲人，就是她们年逾八旬的外祖父母。 外祖父刘某的妻子早年身体不好，已丧失了行动能力。只剩外祖父刘某，作为两姐妹唯一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近亲属，特申请指定自己成为星星和妮妮的监护人。 这份申请并未立即通过。因为按照监护人顺序，父母是未成年人的优先监护人，需要先确认两个女儿的生父是否存在且具有监护能力。 调查时竟有了意外发现：从学校调取的两姐妹入学存档材料复印件里，“父亲”一栏竟然写着“张某”。 难道“张某”就是两个孩子的生父？要是真这样，按照监护人的顺序，父亲才是优先监护人，那监护权自然就落不到外祖父头上了。 为了查清真相，工作人员很快找到张某谈话，张某立马否认了。他说自己只是刘女士的好朋友，当时是为了配合两个孩子入学需要，才把护照借给刘女士，自己根本不是孩子的父亲，也不知道孩子生父是谁。 既然生父的线索中断，外祖父刘某作为孩子唯一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近亲属，其代理律师又一次提出。不管是从照顾被监护人的经历，还是对孩子生活、学习的熟悉程度来看，外祖父刘某都具备作为监护人的条件和资格，恳请指定外祖父刘某为两姐妹的监护人。 可监护人得对孩子的身体、心理，以及之后的学习成长负责，80岁的外祖父刘某走路都得靠拐杖，听力也有所下降，“能不能监护”成了横在他申请路上的最大门槛。 庭审现场再次引入第三方家事调查员，即委托青少年社工参与调查，目的就是重视儿童意愿和心理健康，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经过一段时间，家事调查员公布了结果：外祖父刘某虽然年过八十，但思路清晰，没有其他重大疾病。而且外祖父刘某以前是出版社老编辑，平时经常辅导两个孩子的日常功课。从物质基础来看，他也有一定经济能力，能支撑两姐妹的生活开销。最重要的是，姐妹俩从小就跟外祖父刘某一起生活，对他十分信赖和依赖。 综合这些情况评估考量后，最终作出判决：指定申请人外祖父刘某为星星和妮妮两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允许两个孩子继续跟外祖父刘某共同生活。 从法律角度，本案如何分析？ 1.《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首先，姐妹俩的母亲刘女士已去世，生父经家事调查确认“非张某”且无其他线索，属于“父母死亡、无监护能力”的情形，外祖父刘某，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监护人，具备法定资格； 依托家事调查制度，详细收集了外祖父刘某的身体现状，照料能力、经济条件等多方面证据，确认孩子依赖外祖父，能满足孩子生活学习需求，确认外祖父为星星和妮妮的监护人，完全契合法律规定，且充分体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本案中，及时引入家事调查制度，调查员不仅查清了“生父身份”这一关键事实，还从外祖父的经济能力、学习辅助情况，与孩子的情感联系等，覆盖多个层面。 法律不是光讲公理的地方，也有它温情的一面。各位网友，你对本案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