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0年代末，菲律宾总统妻女遭日军暴行，索赔未果后，他采取了令人胆寒的报复

公元1940年代末，菲律宾总统妻女遭日军暴行，索赔未果后，他采取了令人胆寒的报复措施，这一段历史鲜有人知，充满震撼与矛盾。   菲律宾的战争创伤，并不是一场胜败的游戏，而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家庭史。总统家破人亡的经历，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民族情绪的集中爆发。   当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马尼拉，人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日军已经踏上了菲律宾的土地，三年多的占领，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和恐惧。马尼拉的街头没有硝烟，但却充斥着哭声。   尤其是1945年初，马尼拉大屠杀让人几乎无法直视——十几万平民被系统性屠杀，整座城市三分之二的建筑变成废墟，连教堂和学校都没能幸免。   在这场浩劫中，总统的家也没能躲过。根据《纽约时报》战后报道，1942年日军攻占马尼拉时，总统的妻子佩特罗尼拉和19岁的女儿米里亚姆没能及时撤离。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母女俩遭遇了极端的折磨。米里亚姆为了保护母亲，被士兵用枪托砸断了胳膊，佩特罗尼拉则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被带走，永远没能回来。   米里亚姆虽然活着被放了出来，但她的眼神再也没能回到从前。她在战后不久就因精神崩溃离世。没有葬礼，没有告别，只留下一句据说她常念叨的话：“妈妈还在等我。”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家庭悲剧，而是一个国家的公开伤疤。总统在公开场合从不提起这段往事，但身边的人私下说，他从那以后再也没笑过。而当日本在战后拒绝赔偿，甚至有人公开表示“战时行为不应过度追究”时，他的沉默终于破裂。   1945年菲律宾政府向日本正式提出赔偿要求，总金额高达80亿美元。理由很清楚：人命、财产、尊严，全都被踏成了灰烬。   但日本的回应却让人不寒而栗：一方面说“战后协议已解决”，另一方面又强调“战争行为不涉及个人赔偿”。驻菲律宾大使甚至在一次记者会上轻描淡写地说：“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这句话成了压倒总统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根据联合国战后文献和菲律宾解密档案，在日本拒绝赔偿不久后，菲律宾政府秘密下令对战俘营加强“管理”。当时仍有超过8万名日军战俘被关押在菲律宾各地。总统亲自批准了一项命令：“每日处决若干战俘，直到日本愿意赔偿。”   这个命令不是玩笑。在马尼拉郊外的战俘营，每天凌晨都有枪声响起。联合国红十字会在1946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仅在洛斯巴尼奥斯监狱，就有超过600名日军战俘被秘密处决。执行用的是旧式的春田步枪，子弹卡壳的声音，和士兵的哽咽声一样频繁。   与此同时，战俘的伙食被削减到每日不足千卡，劳动时间从日出前一直延续到深夜，日内瓦公约？在总统眼里，那是给“有良知”国家准备的。   而对外菲律宾政府保持沉默，直到联合国安理会质疑这一“系统性战俘失踪”事件，美国才以暂停军事援助作出警告。   这场“复仇外交”最终被迫踩下刹车，日本和菲律宾也在十年后签署了一份赔偿协议：金额缩水至原要求的不到7%，仅为5.5亿美元现金加2.5亿美元贷款。   总统没有出席签约仪式。他那年已经退休，住在马尼拉郊外，每天清晨一个人坐在湖边发呆。他的私人日记上写着一句话：“我不是总统，我只是一个父亲，在等待一句迟到的道歉。”   这段历史在菲律宾并没有被广泛讲述。教科书里关于战后战俘处理的描述非常模糊，只提到“战后秩序重建期间出现过相关争议”。而曾经的战俘营，现在变成了一个纪念公园，碑文上写着：“此处曾留战争回音。”没有指责也没有解释。   但争议从未停止，在菲律宾国内，有人称总统是民族英雄，一个不靠外交辞令、而是用行动“为国雪耻”的硬汉，而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行为让国家从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甚至称那是“用国家机器满足个人复仇”。   国际舆论也陷入两难，因为“他既是复仇者，也是受害者。他的选择既无法完全否定，也难以完全同情。”美国学者在冷战档案中披露，当年美国政府确实有向菲律宾施压，要求其“放弃不切实际的赔偿要求”，以换取日本在亚洲抗共的战略配合。   历史的尴尬就在这里：法律无法处理的正义，往往会变成私人情绪的出口。而当这个“私人”恰好是国家总统，后果就不再简单。   而总统的女儿米里亚姆，那位在战火中断臂的女孩，没有得到一丝来自施暴者的歉意，如今她的墓碑上只刻着一句拉丁文：“In silentio, memoria”—在沉默中，仍然记得。   参考资料： 张素萍,程兆奇.“马尼拉大屠杀”审判中指挥官责任的认定——基于山下奉文案与丰田副武案的比较[J].江海学刊,2020,(05):188-195. 撼山易,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铁案难[J].亚非纵横,2005,(0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