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佤族头人拉勐被邀请到北京观礼，主席一见到他，就问：“听说你们佤族有人头祭的习俗，能不能不用人头，用猴头、老鼠头来替代，你看行不行吗？”，结果被他拒绝了。 佤族主要生活在云南西南边陲，那里山高林密，村寨零星分布。拉勐出生在西盟地区一个普通寨子，从小就熟悉当地生活方式。佤族靠刀耕火种过日子，生产工具简单，只有铁斧和锄头这类基本东西。拉勐年轻时就开始帮寨里处理事务，渐渐成为头人。他负责组织族人开垦土地，雨季前大家一起清除杂草，播撒谷种。面对山洪和野兽袭击，拉勐领着猎手设陷阱，保护牲畜和寨子安全。 1949年前，他已经担任头人好几年，调解寨间土地争端，划分区域，确保大家公平。寨中劳作分工也由他安排，妇女负责采野果，男子砍树建木屋。他还维护传统祭祀活动，每年谷物播种期，监督准备用品，让族人遵守祖传规矩。1950年，拉勐被推选为代表，收拾行李，步行翻山越岭去县城，然后乘车北上。这趟路让他看到不同地方的村落和农田，抵达北京后，他换上民族服饰，准备参加活动。 拉勐作为头人，工作还包括组织狩猎。他召集年轻男子带弓箭进丛林，追踪野猪和鹿，分猎物给各家。寨中遇病疫，他就主持修水渠，引山泉供水。处理婚姻纠纷时，他召集众人，听取陈述，然后决定和解办法。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拉勐推动与邻寨贸易，交换盐巴和布匹，清点货物。1949年后，外部变化慢慢影响到边陲，他开始接触新政策，但寨内秩序还是按老样子维持。被选为代表前，他开头人会议，讨论出行细节。 佤族是我国古老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南边境，那里气候复杂，地形崎岖。建国初期，全国很多地方进入新阶段，但佤族地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低，这种环境让一些习俗长期存在。人头祭祀是佤族历史上特别的习俗，来自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体系。族人相信，只有用人头祭祀，才能保谷物丰收、寨子平安、人畜兴旺。这种信仰和当地生态环境有关，山区农耕不确定性高，灾害多，族人通过祭祀求庇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民族团结，实行区域自治，尊重风俗，但对有害习俗采取疏导方式，促进自然淘汰。 1950年9月30日，拉勐抵达北京，当晚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国宴。次日，他与其他民族代表观看了国庆大典，看到军队和群众的场面。10月3日，在怀仁堂会议上，43个民族代表聚会，共商民族团结。主席见到拉勐，询问佤族砍头祭祀习俗，问能不能改。拉勐回答不能改，担心谷子长不好。主席建议用猴头代替，拉勐解释猴子的魂会吃谷子，只有老虎可行但难捕捉。主席不强制，说由族人自己商量，但人头不要用，换其他东西。主席保证，如果谷子长不好，政府送粮食到家门口。拉勐表示回去商量。这个对话体现了民族政策的智慧，尊重文化自主，又通过引导促有害习俗消亡。主席的承诺显示国家对少数民族关怀，为改变习俗提供物质保障。 拉勐拒绝建议，但也承诺回去商量，这成为佤族历史转折起点。佤族习俗根深蒂固，源于复杂信仰体系，与生态环境相连。政府策略是疏导不强制，通过工作促淘汰。会议上主席的处理方式，避免强硬反对，提出替代方案，体现智慧。 拉勐回到西盟后，向族人传达北京对话和中央意见。他召集头人会议，转述内容，强调政府支持。习俗改变不是一蹴而就，拉勐从最初坚持到逐步接受，经历渐进过程。作为头人，他一方面维护传统，一方面面对新要求，这种矛盾反映佤族社会转型。1953年至1954年，西盟遇虫灾，粮食减产，祭祀活动复燃，寨间猎杀增多。政府运救济粮，平息危机。这证明物质援助对消除习俗关键作用。 1956年，西盟又面临灾害，人头祭祀抬头，当年270人遭厄运。同年，岳宋佤族头人岩三打算卖家奴岩特作祭品，政府用银元和盐巴赎回，安置岩特到县农场工作。岩特改姓毛表达感激。1957年，佤族内部争论激烈。一些头人和砍头英雄坚持祖传规矩，废除后谷子长不好。普通族人反问，为什么不砍头人和英雄的头，他们的头更懂规矩，更适合守护谷子。面对质疑，坚守者让步。族内形成废除共识，约定违反者交政府处理。这体现民族内部协商力量。 1958年，一佤族人违反约定，杀害山区家庭7名成员用于祭祀。公安逮捕，在公开大会执行死刑。这一法律行动震慑全族，加上政府思想引导和物质援助，人头祭祀彻底废除。西盟被砍头人数从1956年的270人，减到1957年的190人，再到1958年的90人，最终归零。拉勐见证转变，作为头人推动过程，继续管理寨务，到习俗废除时，他仍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