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凌晨，国民党上将陈仪被唤醒，一纸死刑的执行命令递到他的手中。执行官是蒋鼎文，陈仪只说了一声“好吧”，沐浴更衣后，从容不迫地系好那条他最爱的白底黑点领带。 聊起陈仪，绕不开另一个人——汤恩伯。这俩人的关系，说复杂都算轻的，陈仪是汤恩伯的恩师，更是他的义父，汤恩伯能从一个无名小卒爬到高位，可以说，每一步都有陈仪在后面推着。陈仪把自己干女儿王竞白嫁给他，这不明摆着是当亲儿子看的嘛。所以，当1949年初，陈仪决定策反汤恩伯，一起迎接解放时，他觉得这事儿，十拿九稳。 那时候的国民党什么样？兵败如山倒。三大战役打完，精锐基本丢光了，长江天险看着也悬。陈仪这种在官场里泡了大半辈子的人，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觉得负隅顽抗没意思，只会让更多人生灵涂炭。他想给汤恩伯指条明路，也算是给自己找个出路。 于是，他写了那封要命的信。信里头没说得太露骨，但意思很明白：兄弟，别跟着老蒋一条道走到黑了，给解放军开个口子，咱们一块儿，未来还有得聊。 这封信，就像个烫手山芋，递到了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手里。 一边是待自己恩重如山的义父，一边是自己手里几十万大军的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汤恩伯纠结啊，他把信锁进抽屉，想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可这世上的事，就怕“万一”。据说，他后来发现有人动过那个抽屉，这下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怕啊，怕别人先拿着这封信去告发，到时候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人性里的那点自私和恐惧，就在这时候占了上风。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汤恩伯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他拿着义父的亲笔信，找到了毛人凤。他选择了出卖。 这一下，正中蒋介石下怀。 其实，蒋介石和陈仪的梁子，早就结下了。陈仪这个人，有点文人风骨，也有些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角色。抗战时期，蒋介石让他去参加日本人的活动，搞得陈仪被国内民众骂成“汉奸”，他心里窝火，连蒋介石让他写的“心得体会”都敢顶着不交。后来，陈仪公开呼吁国共合作抗日，这在蒋介石看来，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真正让两人关系降到冰点的，是1947年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当时陈仪是台湾行政长官，事件爆发后，他本意是安抚和协商，但南京那边一道严令下来，派兵镇压，血流成河。最后，这口黑锅，结结实实地扣在了陈仪头上，蒋介石顺势把他免职。陈仪能不寒心吗？活儿是你让干的，骂名我来背，这叫什么事儿？ 从台湾回到上海后，陈仪就住进了汤恩伯送他的一栋小楼里，在多伦路。几年前我去上海出差，还特意去那儿转了转，现在是私人住宅，门口站着保安，不对外开放，但那栋小楼保存得还不错，在闹市里显得特别安静。可能，那就是陈仪一生中最后一段真正安宁的日子吧。也正是在那里，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彻底失望，才动了“策反”的念头。 汤恩伯这一封告密信，对蒋介石来说，简直是瞌睡送来了枕头。他立刻下令逮捕陈仪，先是软禁，后来随着战事吃紧，直接用飞机押送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陈仪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1950年5月，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蒋介石亲自批了“枪决可也”四个字。 1950年6月18日凌晨，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陈仪穿着整洁的西装，打着他最爱的那条领带，神色平静，没有丝毫畏惧。他留下的遗言很短，就一句：“人死精神不死。” 这句话，喊出了他的不屈，也喊出了他的选择。 那个告密者汤恩伯，后来怎么样了？他以为自己立了大功，蒋介石会更加重用他？他想错了。 一个连义父都能出卖的人，谁还敢真心用你？汤恩伯在国民党内部，名声彻底臭了。同僚们看不起他，背后都戳他脊梁骨。蒋介石虽然没直接处理他，但也再没给过他实权。最让他痛苦的，是他的妻子，陈仪的干女儿王竞白，至死都没有原谅他，带着孩子远走美国，与他断绝了联系。 众叛亲离，大概就是汤恩伯后半生的写照。1954年，他因为胃病去日本治疗，死在了手术台上。据说，临死前他痛苦不堪，大声哀嚎，仿佛在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忏悔。 陈仪，一个被国民党处决的“叛将”，在1980年6月9日，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而汤恩伯，一个看似“忠诚”的国民党将领，却在两边都不讨好，背着骂名孤独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