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杨拯陆在筹备婚礼期间离奇失踪，几日后，她的尸体出现在冰雪之中，全身泥渍，满身伤痕，就连手指也被僵硬的插入泥土之中，人们还发现她怀里似乎死死地护着一个东西…… 父亲杨虎城离开的时候，杨拯陆才五个月大。 那一年正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后，家里本来还算安稳的日子一下子全乱了套。 父亲被带走，家里人心惶惶，原先的温暖一下子变成了冷清和恐惧。 等到她两岁的时候，家人不得不离开西安，背井离乡逃到四川。 那一路走得十分艰难，几个年纪不大的孩子背在一起，身边唯一的大人是已经上了年纪的外婆。 因为父亲的下落不明，她常常心里发慌，夜里睡不安稳，总觉得会发生什么坏事。但白天在家人面前，她又总是笑嘻嘻的样子，好像什么都不怕。 其实那只是个孩子学着装坚强，她不想让外婆担心，也不想让弟妹害怕。 高中毕业后，杨拯陆面临人生的选择。 那时候，凭着“烈士子女”的身份，她其实可以走一条相对稳妥的路，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报考了石油地质专业。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领导考虑到她的家庭背景，想给她安排在机关，图个轻松。可她当场急了：“我是学地质的，不去一线干嘛来新疆？” 最后，她如愿去了106地质队，而且成了队里唯一的女小队长。这个“队长”可不是虚的，她得和男队员一样扛活、跑野外，是真刀真枪地干。 新疆的野外环境有多苦？风一刮起来，黄沙能把人吹得睁不开眼，昼夜温差大得吓人，白天热得脱光衣服都嫌闷，晚上却冷得要裹三四层毯子才能睡着。 水更是稀罕物，想喝一口干净水都难，经常得靠挖坑蓄水。上厕所也没有条件，只能就地解决。可即便这样，杨拯陆从没抱怨过。 她总是抢着走最远的勘测线路，也敢第一个爬最陡的山。 她常对队员们说：“咱们手里的数据要是出差错，国家少打一个油井，那就是大事。”她说话不多，干活利索，头发总是扎得紧紧的，背上的包鼓鼓囊囊，像个小伙子一样走在队伍前头。 老队员们一提起她，就记得那个总是走得最快、干得最多、从不叫苦的姑娘。 有人看她年纪不小了还没对象，便热心牵线，介绍了一个男青年。两人见面后觉得挺投缘，性格也合得来，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男方家里催得紧，希望尽快把婚事办了。 商量来商量去，两人定下在1958年“五一劳动节”这天结婚。 可谁料，就在四月底，杨拯陆突然提出要推迟婚期。原来那年上半年，中苏关系骤然恶化，苏联专家被召回，原本的合作项目也被撕毁，国内的石油工业一下子陷入了被人掐脖子的境地。 为了自力更生，国家下达紧急指令，要加快西部石油的勘探工作。杨拯陆所在的地质队正是重点队伍之一。 她心里明白，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结婚，心里也不是没有挣扎。 最终，她还是咬咬牙，决定把婚期往后推，理由很简单：个人的事可以拖，但国家的事一刻也不能等。家里人听了，也理解她的选择，大家商定把婚期改在国庆节。 转眼到了9月，队里的同事们都盼着这场喜事，常开玩笑说：“咱们小杨要当新娘子了！”就连杨拯陆自己，每次提起婚礼，也忍不住露出笑容。 可就在众人都等着喝喜酒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消息——杨拯陆在一次野外作业中失踪了。 1958年9月底，杨拯陆随队进入了条件更加险恶的三塘湖盆地。 这里荒无人烟，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人烟，曾经就有勘探人员因恶劣环境牺牲。她听闻后心里很沉重，但也更加下定决心，要把前辈们未能完成的工作坚持下去。那时候的地质勘探，全靠人一步一步丈量。 没有卫星定位，没有无人机侦测，连像样的交通工具都难以使用，仪器、粮食全靠肩挑手扛。 三塘湖盆地的气候异常严酷。白天烈日炙烤，气温逼近四十度，走不了几步就汗流浃背；夜里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睡觉时没有帐篷，只能裹着薄薄的毯子蜷缩在地上。 风沙呼啸，刮在脸上生疼，像被刀片划过一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带着队员们一点点把线路测完。 9月22日，杨拯陆和同伴张广智按计划去西北方向测绘最后一条线。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出发。 直到几天后，搜寻的队员才发现他们的遗体。那时，他们身边已经没有帐篷和火种，方向也迷失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杨拯陆依旧把那卷珍贵的地质图护在怀里，像守护最后的希望一样。 她没能等到自己的婚礼，生命永远停留在22岁。 根据她的遗愿，组织将她安葬在了三塘湖，把她留在了这片她为之付出的土地，她被追认为烈士。 后来，中国地质学会为了纪念她，把三塘湖盆地新发现的一种地质构造命名为“拯陆背斜”。从此，她的名字和祖国的山河紧紧连在一起，不会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