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军侵华，发现日军和德军最不同的一点就是，德军是干坏事的职业军人，他们杀人是

研究日军侵华，发现日军和德军最不同的一点就是，德军是干坏事的职业军人，他们杀人是执行命令，而日军不一样，他们的暴行里带着一种近乎野蛮的狂欢感！ 提起二战，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俩绑在一块儿的魔鬼，都欠了全世界一屁股血债。要是把他们的罪行档案放一块儿仔细扒拉，就会发现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差异。 德军的坏，是一种冰冷的、程序化的恶；而日军的坏，却带着一种扭曲的、野兽般的兴奋和狂欢。 先说日军。提起侵华日军的暴行，南京是绕不过去的一道血色伤疤。1937年冬天，日军进城后干了什么，基本都知道。他们施暴时的那种“状态”。那不是简单的执行命令，更像是一场失控的野蛮派对。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百人斩”竞赛。两个叫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少尉，提着军刀，在从上海打到南京的路上，比赛谁先砍满100个中国人。这事儿最骇人的地方在哪？它被当成了一场体育赛事，被日本国内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连载报道，还配上了俩人拄着刀咧嘴笑的照片。底下的日本读者，甚至留言夸他们是“皇军的英雄”。 杀人成了娱乐，成了可以拿来炫耀和攀比的“业绩”。在南京城里，日军士兵把手无寸铁的平民当成练习刺杀的靶子，进行所谓的“胆力训练”。他们会因为一些无聊的理由，比如“看你的眼神不顺”，就随意杀人。很多幸存者回忆，那些日本兵在施暴时，脸上挂着的是狰狞的笑容，嘴里发出的是兴奋的怪叫。这是一种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快乐来源的、彻底的人性沦丧。他们的暴行里，没有丝毫的迟疑或麻木，反而充满了施虐的快感。 而德军，特别是党卫军，在东线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屠杀，同样是血淋淋的。但他们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比如乌克兰的巴比亚尔峡谷大屠杀，德军在两天内枪杀了三万多名犹太人。 德军会提前挖好巨大的壕沟，然后让犹太人脱光衣服，分批走到沟边，再由后面的士兵用机枪扫射。整个过程像工厂的流水线，高效、精准、冷酷。士兵们被要求绝对服从，不许多言多语。现场几乎听不到德军士兵的喧哗，只有命令声和枪声。他们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一项被上级定义为“净化生存空间”的“工作”。 德军的逻辑是：因为你是“劣等民族”，所以我们要系统性地、高效率地清除你。这是一种基于病态意识形态的、有组织的犯罪。而日军的逻辑是：因为我比你强，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折磨你，并且要在这个过程中享受最大的快感。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恐怖的差异？根子，得往他们的文化和军队传统里刨。 日本这边，是“武士道”的极端异化和军队内部非人的高压。古代的武士道，还讲点“名誉”“克己”。但到了近代，军国主义把它改造成了只剩下“绝对服从”和“为天皇去死”的疯魔信条。士兵被剥夺了个体思想，成了天皇的工具。 更要命的是日军内部的训练方式。新兵入伍，面对的不是战友，而是一群以折磨他们为乐的老兵和军官。打骂是家常便饭，被称为“精神注入棒”的棍棒，随时会招呼到新兵身上。这种残酷的“服从性训练”，把人性的尊严彻底踩碎。一个长期被虐待、被压抑的人，一旦到了战场，面对比自己更弱小的平民，那种积压的暴戾就会以最恐怖的方式加倍反弹出去。 再加上日本长期以来的岛国心态，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民族自卑感。当它稍微强大一点后，就急于通过最极端的方式向外界证明自己。在战场上虐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就成了他们扭曲心理下“彰显国威”的手段。 德国那边，则有很强的军事职业传统和种族主义的“科学”包装。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强调的是纪律、服从和效率。德国士兵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纳粹上台后，给这种职业传统套上了一个极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纳粹通过宣传，把犹太人等民族描绘成“世界的寄生虫”“人类的病菌”。屠杀，就被包装成了一项“为民除害”的“净化行动”。这让很多德国士兵在心理上与受害者隔离开来。他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处理”一批“劣等生物”。这种心理上的切割，加上严格的纪律约束，使得他们的暴行呈现出一种冰冷的、非个人化的、系统性的特点。 战后两国的态度，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差异。 德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去纳粹化”，从总理下跪到法律约束，整个国家都在反复忏悔和反思。因为他们的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具体的、名叫“纳粹”的政治集团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切割掉它，虽然痛苦，但路径是清晰的。 而日本则一直暧昧不清，从修改教科书到参拜靖国神社，始终不愿彻底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他们的恶，不仅是军国主义政府的恶，更渗透进了当时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的肌理。那种源于自卑的狂暴，那种对强权的绝对服从，那种集体无意识的作恶，让他们的反思变得异常困难。承认罪行，仿佛就要否定整个近代日本的“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