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曾感叹：崇祯自缢后，李自成要是能处理好三件事，历史必换个写法！从《李自成》第三卷出版，到四、五两卷问世，整整 18 年的漫长时光悄然流逝 ，这 18 年的时间跨度，足以让一个稚嫩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青年，也足以让世间万物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如此漫长的间隔，自然引发了无数读者心中的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四、五两卷的诞生耗费了如此长的时间？ 其实，四、五两卷在《李自成》全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不仅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高潮部分，更是关系到整部作品成败的关键。姚雪垠老先生早在动笔创作《李自成》之前，就曾郑重地表示：“我首先考虑和解决的就是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而且又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这是我写这部历史小说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倘若这个问题心中无数，这部小说就没法动笔去写。倘若对这个问题认识错了，小说就会全部失败。” 由此可见，四、五两卷承载着揭示李自成失败之谜的重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然而，要想写好这两卷，谈何容易！姚老在创作第四卷时，首先面临的便是对李自成进北京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与书写难题。在过去，人们往往将李自成进北京视为农民起义的 “光辉的胜利”，但姚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李自成进北京实则是其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顶峰走向大悲剧深渊的转折点，自此后，李自成便迅速走上了败亡之路 。 李自成起义初期，人民对明朝统治极为不满，人心思乱，故而纷纷追随他；而当李自成进入西安并取得重大胜利后，人心思治，渴望停止战乱，恢复生产，过上安定温饱的生活。但遗憾的是，李自成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东征成功，攻入北京登基建都。他没有意识到，不顺从民意，人心便可能动摇，如此简单的道理，李自成及其身边的文武大臣都未曾想到。李自成迅速失败的原因众多，而他与百姓在困难时期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若李自成能够走乱中求治的建国路线，情况或许会截然不同。在进入西安之后，先不急于东征，而是花时间巩固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北部（即今湖北）等地的统治，肃清明朝的旧政权和残余军队，摧毁反动地方武装，团结可争取的地方武装，给予人民恢复生产的时间，让人民感受到些许 “复苏” 之乐。如此，人民便会继续拥护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同时也为大顺朝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待李自成的新政权稳固，将士得到充分休整，生产有所恢复之时，再向北京进军，那时的军事形势必将大为不同，也就无需惧怕吴三桂拒降和清兵入侵了 。 此外，假如李自成进北京以后，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命令大顺军保持高度戒备，对保卫北京作出必要的布置。比如，将军队驻扎在城外，保持良好的士气，同时在战略要地通州积极做好防御准备，即便同样在山海关吃了败仗，北京也不至于轻易放弃。若北京不放弃，对全局将会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李自成打算建都西安，忽视了北京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所以他进入北京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巩固北京防务的有力措施，这无疑是李自成在战略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一系列的失误，使得他在山海关大战中本应预料到的情况出现时，却无力应付，只能溃败而逃。 在传统的历史认知中，李自成进北京被视为农民起义的高光时刻，是胜利的象征，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取得的阶段性重大成果 。人们往往聚焦于李自成推翻明朝统治的壮举，将其视为农民力量的伟大胜利，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腐朽明朝的有力回击。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主流地位，深入人心 。 然而，姚雪垠先生却打破了这一传统认知的禁区，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李自成进北京实则是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这一观点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激起了千层浪。 从战略层面来看，李自成进北京后的一系列决策失误，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他急于孤军远征北京，忽视了巩固后方根据地的重要性。在占领陕西和山西后，本应花时间经营这些地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生产，让百姓休养生息，从而赢得百姓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为后续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但李自成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迅速攻入北京，登上皇位，建立新的王朝 。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得他在后方根基不稳的情况下，贸然前进，一旦遭遇挫折，便难以支撑。 李自成对清军的威胁估计严重不足。在那个时期，清军雄踞关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入关争夺天下 。然而，李自成及其身边的文臣武将却未能对清军的实力和野心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当清军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联合起来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之战中遭遇了惨败，这成为了李自成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山海关之战的失败，不仅让李自成损失了大量的精锐部队，更使得他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大顺军从此一蹶不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