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40余年的工作生活片段常涌上心头，尤其上世纪80年代初刚进厂的日子，仿佛就在眼前。 那时的工厂子弟从无就业之忧，进厂渠道多样。我高中一毕业，便顶替母亲的岗位入了厂。同批进厂的20余人全是厂子弟，既有退伍复员的、最后一批下乡返厂招工的，也有厂办技校毕业生，最多的是顶替父母岗位的，连两位厂级领导的子女也在其中。 我们并未立刻分配具体岗位，而是先到翻砂车间、动力锅炉车间等相对艰苦的地方“历练”：一边学习厂规厂纪，一边参与体力劳动。至少三个月后，工厂才会根据需求分配工种，即便领导子女也不例外。 刚进厂的都是学徒工，月薪仅18.5块。后续薪资增长全看工种的技术含量与复杂程度，跟着师傅学徒1至3年满师后，才能涨一级工资，拿到26.5元。如果师傅能把自己的奖金给我们分个三五块钱，都会高兴好几天。当时实行按工种等级计酬制度，8级工为最高，月薪约90元，比车间主任还多。 别看这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却足以覆盖日常所需。当时一双优质皮鞋约40元，一套时兴的“的确凉”衣裤八九十元——拥有这些年轻人追捧的时尚标配，我们已经不再向父母伸手要钱。骑着家里的“28大杠”自行车到县城聚餐，七八个人敞开吃，花费也超不过10元。多数青工父母都是双职工，大家吃住都在父母家，几乎没什么生活负担。 那时的规模以上工厂，堪称功能完备的“小社会”：职工医院、食堂商店、子弟学校、俱乐部、体育场应有尽有。保卫科设有基干民兵编制，统一着装，还配有枪支弹药（由单位集中保管），部分大型工厂甚至设有火葬场。职工及家属足不出厂区，便能解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基本需求。 工厂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是多姿多彩。五一、国庆等重要节日必有文艺汇演，厂工会每季度组织技术比武、体育赛事，团委每月排满演讲比赛、知识竞赛、青工联谊等活动。 彼时，工厂跟随时代的步伐，也形成了尊重知识的浓厚氛围，厂职大、夜大应运而生，当时很多有头脑的青工就是通过各种学历考试，工作学习两不误，获得了文凭，他们和后来分配进厂的大中专学生一样，几乎都成为工厂发展的中坚力量。 青工的婚事，也从不用家长过多操心。大家多是厂区长大的“发小”，知根知底，又常在集体活动中接触，情投意合自然就容易擦出爱的火花。结婚前向单位申请，就能分到一间约15平米的住房，水厕设在走廊共用。当时工厂里几乎没有“彩礼”的说法，双方总共花费七八千元便能办妥婚礼。工友们随礼，5元是标配，最多20元，差不多能抵一桌酒席的开销。 时光荏苒，40余年弹指一挥间。近来常听到部分老同志感慨，称自己是“最不容易、最艰难的一代人”。可我总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与幸福，也有各自的艰辛与不易。单看我们这代六七十岁的退休人，当年的工作、生活与经济压力，未必比当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更大。正所谓：时代塑命运，各代有其难，亦各有其追寻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