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一句 “莫言是从农村走出来，他怎么可能不为农民讲话！”，道破了莫言创作中根深蒂固的农民立场 —— 农村不仅是他的成长土壤，更是其文学叙事的精神根基，这份底色让他对农民的苦难与诉求有着天然的共情与担当。 从《红高粱家族》里在土地上挥洒热血与生命力的乡亲，到《丰乳肥臀》中在动荡年代里挣扎求生的农家母女，再到《天堂蒜薹之歌》中为滞销蒜薹奔走呼号的农民群体，莫言的笔下始终活跃着农民的身影。他并非以旁观者的姿态书写农民，而是带着对土地的眷恋、对同乡的理解，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文字：他懂农民面对丰收却滞销时的绝望，因他见过土地给予的希望与剥夺；他知农民在权力面前的卑微与坚韧，因他亲历过农村社会的复杂肌理。这种源于出身的深刻认知，让他的书写不是刻意的 “为农民讲话”，而是发自内心的共情与记录。 这种立场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尤为鲜明。当蒜农们为了生计奔波，在求助无门时陷入困境，莫言没有居高临下地同情，而是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他们的挣扎：从凌晨排队卖蒜薹的疲惫，到面对官员推诿时的愤怒，再到民间艺人用歌声为他们呐喊的执着。这些细节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满是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 —— 这正是苏童所说的 “为农民讲话” 的本质：不是口号式的声援，而是用文学的力量，让农民的声音被看见、被听见。 莫言的农村出身，不仅让他拥有了书写农民的素材，更赋予他一种责任。他深知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也明白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脆弱与坚强。因此，他的作品里，农民从来不是扁平的 “苦难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欲望有尊严的个体。这种带着温度的书写，既是对自己成长根基的回望，也是对农民群体最真诚的发声，而这，正是苏童所言的、源于农村出身的必然选择。 在创作过程中，莫言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他努力忘掉诺奖带来的光环和压力，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创作。他说：“写作时一定要忘掉一切，更不能有‘高人一等’的心态变化，让自己的内心深处有清醒认识。” 正是凭借着这种对创作的热爱和执着，莫言逐渐突破了创作困境，重新找回了创作的自信和灵感 。 2017 年，莫言推出了原创戏曲剧本《锦衣》，这是他获奖后蛰伏五年的首部作品，标志着他创作转型的开端。《锦衣》以清朝末年革命烽烟正起的山东高密为背景，融合了 “人鸡幻化” 的志怪传说和革命党人攻打县衙的历史传奇，揭露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病症，重新发现了野性、丰盈的民间世界。这部作品是莫言对民间艺术的致敬，也是他对民间文学的报答。莫言自幼受到民间文化的浸润滋养，以茂腔为代表的地方曲艺为他的思考与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养料。 此后，莫言又将《红高粱》改编成戏曲剧本《高粱酒》，将《檀香刑》改编成歌剧剧本。在《高粱酒》中，他以通俗晓畅的戏曲语言，创造性地重写了 “我爷爷” 和 “我奶奶” 的悲情年代，为这片人们所熟悉的高密红土注入了全新的生机。新颖的人物设计和剧情走向，让那些在原作中如影子一般的小人物，如刘罗汉、单扁郎，一跃成为有个性、有悲喜的耀眼主角。《人民文学》评价称：“新的人物设置和故事以及新的呈现方式，让我们从语感韵律开始贴近了红高粱所种植、生长的土地、人间。” 而在歌剧《檀香刑》中，莫言与李云涛合作，将国宝级非遗 “山东茂腔”“山东琴书” 和歌剧艺术熔于一炉，展现出高超的语言魅力 。 除了剧本改编，莫言在小说创作上也有了新的探索。2017 - 2018 年，他陆续发表了《故乡人事》系列小说和《天下太平》《等待摩西》等短篇，2019 年，由 12 则几百字的短小说构成的《一斗阁笔记》发表于《上海文学》。在这些作品中，故乡 “人事” 和乡土韵律依然为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但他在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尝试，展现出更加成熟和多元的创作风格 。 莫言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他独特的文学技巧上。他的叙事风格独树一帜，常常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运用多重视角和时空交错的手法，使故事更加立体和富有层次感。在《红高粱家族》中，他通过 “我” 的回忆、“我父亲” 的亲身经历以及全知视角的切换，将高密东北乡的抗日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热血与激情的时代 。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也使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拓宽了文学作品的表达空间 。 莫言在语言运用上也极具特色。他以粗粝、生猛的山东方言为基础，糅合诗意与荒诞，创造出一种既接地气又极具想象力的表达方式。他的语言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能够生动地描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环境。在《檀香刑》中，他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俗语和戏曲唱词，使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间文化气息。这些语言不仅贴近生活，让读者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的魅力，也为文学语言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