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在《痴迷与失误》一文中犀利批评，称《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毫无建树，书中概念化描写、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特有的产物，构成了该书所谓的 “精粹” 部分，他认为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展现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正确与伟大，不如说是为历史唱赞歌 。 从多加赞誉到无情批判，专家对于《金光大道》的态度，为何反差那么大？贴合时代主流叙事 《金光大道》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彼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时代主调。作品聚焦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冀东芳草地村为蓝本，塑造了高大泉等积极投身集体化、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面形象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这种对集体化道路的歌颂，契合主流意识形态需求。 它不仅为广大农民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未来图景，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文学层面的精神鼓舞。例如，书中高大泉带领村民克服重重困难，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这种情节呼应了当时国家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目标，被视为对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故而赢得众多专家和读者的认可与赞扬。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金光大道》在结构布局上展现出宏大架构 。与同时期同类小说相比，如《铁木前传》和《创业史》未最终完成，《三里湾》和《山乡巨变》结尾仓促，《艳阳天》叙述线索繁杂，而《金光大道》以党内斗争为关键节点，串联起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情节围绕芳草地农业合作化进程逐步推进，200万字分4部285章，整体结构严谨，各部分既独立又统一 。这种精心构建的结构，彰显出作者扎实的创作功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在结构创作上的高度，这也是其早期获得赞誉的重要文学因素。 随着“运动”结束，社会进入全面反思阶段，文学评价标准也发生深刻变革。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过去服务于特定政治宣传的文学作品，开始接受更为多元、理性的审视 。 《金光大道》由于创作于“十年”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它对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与模式化，将复杂的农村社会矛盾简单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如高大泉与张金发等反面人物之间的冲突，被过度政治化解读，缺乏对人性、社会关系更深入、真实的刻画 。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叙事方式，在强调思想解放、追求文学真实性与批判性的新时期，显得格格不入，成为被批判的焦点。 从文学观念演变角度而言，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文学思潮涌入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更加注重个体体验、人性深度挖掘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多维度反思 。《金光大道》中那种集体主义至上、人物形象“高大全”的创作模式，与新的文学审美趋势相悖。专家们开始强调文学应回归人性、回归生活本身，而非充当简单的政治传声筒。 例如，在新的文学批评视野下，高大泉这一形象被视为缺乏真实人性的“神化”产物，他的完美无瑕、全知全能特征，脱离了现实生活中农民的真实状态，难以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相比之下，那些关注个体命运、展现人性复杂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更能满足新时期读者对文学的期待，这也使得《金光大道》在文学价值评判上逐渐失势。 再者，社会发展带来农村现实的巨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农村经济模式从集体化走向个体经营为主，这一现实变革使得《金光大道》所描绘的集体化道路模式与当下农村发展实际产生偏差 。曾经被视为“金光大道”的集体化路径，在新的农村发展实践面前，被重新审视与反思。专家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金光大道》未能准确预见农村发展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其对农村未来走向的单一设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显得过于理想化、简单化，这进一步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与文学价值 。 1994 年，对于浩然研究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京华出版社出版了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这部作品在特殊历史时期创作，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一经出版便如巨石投入文学的湖面，激起千层浪 。浩然随后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言论，更是为这场讨论添了一把火，将大众对他及作品的关注推向了高潮。 艾青率先发声，指出《金光大道》虽未直接展现时代现实，却用那个时期的思想表现 50 年代 “路线斗争”，这一观点如同一把手术刀，精准剖析出作品与特定时代思想的内在关联 。杨扬也在《痴迷与失误》一文中犀利批评，称《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毫无建树，书中概念化描写、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特有的产物，构成了该书所谓的 “精粹” 部分，他认为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展现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正确与伟大，不如说是为历史唱赞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