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10日，蒋介石探望病重的胡宗南，胡宗南泪流满面，说：“这里（台湾）真是没有意思。”蒋介石听了之后，沉默良久。 1950年3月，胡宗南从西昌坐上最后一班飞机到台湾，那心情，估计比过山车还刺激。他以为自己总算到了安全地方，能喘口气，再图“反攻”。可他万万没想到，迎接他的不是老蒋的安慰，而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人刚落地，蒋介石的面都没见着，一道命令就下来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撤销，他那个“代长官”的头衔自然也没了。给了个啥呢？“战略顾问”。这名头听着挺唬人，其实就是个高级闲职，让你靠边站的意思。这还不算完，他在台南刚搭起来的办事处，直接关门；电台、通讯设备，全部上交。跟着他过来的一帮兄弟，要么被调走，要么干脆遣散。一夜之间，胡宗南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这换谁受得了？前脚还在大陆指挥千军万马，后脚就成了没人搭理的闲人。胡宗南心里憋屈，又不敢在台北这个政治漩涡里多待。他怕出门碰见熟人，那一张张同情的、幸灾乐祸的脸，比刀子还伤人。于是，他带着老婆叶霞翟和还在襁褓里的孩子，悄悄躲到了花莲。 花莲那地方，靠山面海，风景确实不错。可再美的风景，也治不好心病。他躲的不仅是人，更是自己的失败。 当然，你想躲，不代表别人会放过你。那时候的台湾，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兵败过来的将领，人人自危。李延年、李天霞，就因为守平潭岛不力，被老蒋抓起来送上法庭。相比他们，胡宗南的问题大多了。整个大西北、大西南，国民党最后一块像样的地盘，几十万精锐，都在他手里丢光的。 这口锅，想甩都甩不掉。 说起来，他能到台湾，本身就是个意外。西昌快丢的时候，蒋介石在台湾气得直拍桌子，发电报给他，话说得极其难听，大意就是要他与西昌共存亡，别想着跑回来。这等于说，你胡宗南，就死在那儿吧。二十多年的师生情谊、君臣信任，在那一刻，算是彻底清零了。 最后还是副参谋总长郭寄峤这些人讲情，说让一个高级将领在大陆当俘虏，面子上太难看了。蒋介石这才松了口，默许飞机去接人。胡宗南是捡回了一条命，但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人躲在花莲，麻烦却从台北追了过来。1950年5月，40多个监察委员联名弹劾他，带头的是个叫李梦彪的陕西老先生。这帮人，很多都是从西北、西南跟着撤退过来的，家产、前途全丢在了大陆，心里那股怨气，全撒在了胡宗南身上。理由很简单：几十万大军交给你，打成这个熊样，你不负责谁负责？ 这帮人搞起舆论战来，也是一把好手。弹劾材料复印了几十份，到处散发，台湾、香港的报纸杂志都登了。一时间，胡宗南成了千夫所指的“败军之将”。这阵仗，比战场上的炮火还厉害，这是要从名誉上彻底把他打垮。 最后，蒋介石还是出手了。他搞了个调查组，查了半年，最后由陈诚出面，给了个结论：“屡经战斗，并未处置不当，可予免议处。”这话，说白了就是和稀泥，罚是不罚了，但你也别想再有什么实权了。 这场弹劾风波，就这么过去了。胡宗南躲过一劫，但他的政治生命，也到此为止了。后来的十几年，他当过什么“大陈游击司令”、“澎湖防卫司令”，听着好像还行，实际上都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角色。 被彻底边缘化后，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凄凉。过去在西安，他是威风八面的“西北王”，官邸门前车水马龙。到了台湾，他只能靠朋友汤恩伯帮忙，在花莲租了个房子住。 他把每个月那点微薄的薪水掰成三份，一个大男人，昔日的将军，脱下军装，拿起菜刀和针线，买菜做饭，缝补衣服。他太太叶霞翟，一位才女，为了补贴家用，白天写稿，晚上去学校教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这种清廉，他保持了一辈子。抗战时，他就穿着补丁军装，吃着杂粮饭，连宋美龄送的进口罐头都分给了伤兵。可这份清廉，在台湾困窘的岁月里，却让家人的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精神上的苦闷，生活上的拮据，一天天侵蚀着他的健康。他本来就有糖尿病，心情一不好，病情就加重。到了1962年初，他终于扛不住，住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胡宗南，常常一个人盯着天花板发呆。他会问儿子，什么时候能回大陆去看看？他心里清楚，这辈子，恐怕是回不去了。 所以，当蒋介石来看他的时候，他所有的委屈、不甘、失望，在那一刻全爆发了。“这里真是没有意思。” 这句话，不是说台湾不好，也不是抱怨蒋介石。这是一个英雄末路的悲鸣。他的一生，都和大陆那片土地，和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绑在一起。战争输了，他的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困在这个小岛上，活着，不过是熬日子罢了。 蒋介石的沉默，其实是一种默认。他何尝不觉得“没有意思”？整个国民党高层，谁不怀念在大陆的日子？但他是领袖，他不能说。胡宗南替他，也替所有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说出了心里话。 1962年2月14日，胡宗南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