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曾在文章中写道：“单论描写农村生活，路遥在思想层次与艺术水平上还是较莫言稍逊

于丹曾在文章中写道：“单论描写农村生活，路遥在思想层次与艺术水平上还是较莫言稍逊一筹 。 ”于丹认为，莫言在描写农村生活时，笔法大胆且充满魔幻色彩。以《红高粱家族》为例，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那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高粱地里发生的故事交织着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爱情以及残酷的战争。通过独特的视角，将人性中最本真、最炽热的部分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这种写法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架，带领读者走进一个亦真亦幻、充满神秘色彩的农村世界，从深层次挖掘人性在特定环境下的扭曲与挣扎，展现了宏大而复杂的历史变迁下农村生活的多面性。 相较而言，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更多采用朴实、传统的叙事方式，围绕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生活轨迹，细致入微地描绘普通农民在贫困、时代变革中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追求，没有莫言那般奇幻大胆的想象。 从思想深度来讲，莫言的作品常常蕴含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蛙》以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一政策在农村推行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如人性与政策的冲突、传统生育观念与现代生育政策的碰撞等，揭示了农村社会在时代浪潮下经历的巨大震荡与转型。而路遥的作品，更多聚焦于普通农民在苦难生活中对理想、爱情、尊严的坚守，以及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精神。虽然这种精神激励着无数读者，但在思想的批判性与复杂性上，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如莫言那般尖锐、多元。 然而，这种观点也并非毫无争议。路遥作品中展现出的对农村生活细节的精准把握，是许多读者所珍视的。他笔下的农村场景，无论是农忙时节田间劳作的画面，还是农村家庭中琐碎日常，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陕北的黄土地，亲身感受着那里人们的喜怒哀乐。而且，路遥塑造的众多农村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孙少安身上有着传统农民的勤劳、坚韧与责任感，为了家庭默默承受生活的重压；孙少平则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在苦难中不断追求精神上的富足。这些人物所传递出的对生活的热爱与不屈，在读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回想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界迎来了一场思想解放的狂欢，宛如一场盛大的文学派对，各种新奇的理念和思潮纷纷登场。西方现代派观念技巧像一阵强劲的旋风，呼啸着冲进中国传统文学的领地，对传统文学观念造成了强力冲击。 然而，就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路遥却逆流而上，毅然决定创作《平凡的世界》，坚持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他并非对当时的文学潮流视而不见，相反，他对这种文学现象的变更有着清醒的认识。面对新潮作品，他认为大多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虽然这些作品的出现对中国当代文学意义重大，但文学界也存在过分夸大此类作品实际成绩、贬低甚至排斥其它文学表现形式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路遥决心创作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巨著 ——《平凡的世界》。 除了阅读，路遥还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他仔细查阅了 1975 年至 1985 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的合订本，试图从这些新闻报道中还原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政治经济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这项工作枯燥而繁重，他不分昼夜地翻阅着一页页报纸，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有用的信息，手指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疼痛难忍，但他从未停下手中的动作 。 经过长达三年的精心准备，路遥终于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他远离城市的喧嚣，选择在陈家山煤矿等地专心写作。在创作过程中，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中，常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他仿佛与笔下的人物融为一体，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他们一同经历着生活的磨难与奋斗。 在多次被拒稿后，路遥不得已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投稿给了名气略小的《花城》杂志 。幸运的是，《花城》时任副主编谢望新在阅读后，认为这部作品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优秀之作，准备刊用 。1986 年 11 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第 6 期全文刊发 。 在这个时期，“底层热” 悄然兴起，成为文学领域的一股重要潮流。随着社会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城乡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加剧、工人下岗、农民失去土地等现象，让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受到了更多关注 。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自然也将目光投向了底层平民和小人物的命运 。 从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构成了 “底层文学” 兴起的宏大背景 。改革开放的初衷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 。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的警醒和思考，也促使文学创作者们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的声音 。在 90 年代及新世纪的新文学环境下，《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