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停了北洋海军两年军饷，甲午战争中对李鸿章处处显示杀机，是有原因的。 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翁同龢与李鸿章结怨，源于其兄翁同书曾被曾国藩弹劾，而奏折实则出自李鸿章之手，这使翁同龢怀恨在心。 当他出任户部尚书，执掌朝廷财政大权后，便利用职权对北洋海军的经费多方掣肘，甚至在1891年奏请朝廷，成功让南北洋水师停止向外洋购买舰炮等军火长达两年。 此举在北洋海军发展的关键时期，确实严重制约了其更新换代的能力，致使原本亚洲第一的舰队逐渐落后于疯狂扩张的日本海军。 然而，将甲午战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翁同龢个人的“克扣”与“杀机”，未免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 翁同龢作为户部尚书，其决策必然受到当时清廷整体财政困境的制约。甲午战前，清王朝虽岁入看似可观，但多年内战、巨额赔款以及诸如治理黄河等庞大开支，早已使国库左支右绌。 翁同龢以“部库空虚”为由限制海军拨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财政现实。 但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就在户部声称无钱供给北洋海军换装新式速射炮的同时，却能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庆典豪掷数百万两白银。 这强烈揭示了晚清财政决策的扭曲本质：经费的拨付往往并非基于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而是取决于宫廷的喜好、派系的权力博弈以及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稳定的需要。 海军衙门的大量经费被挪用于颐和园和三海工程，其数额远超寻常。这背后，是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奢靡与战略短视，她为了个人享寿和皇家园林，不惜削弱国防根基。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和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对此并非没有妥协甚至迎合，他或许认为这是在其所处政治结构中维持自身地位和争取资源的一种无奈之举。 因此，翁同龢在经费上对北洋的限制，固然有其作为帝师、清流领袖与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淮系集团存在政见分歧和权力竞争的因素。 清流派更注重道德文章和传统礼制，对洋务派侧重“器物”改革的方式多有保留。但这种朝堂之上的政争，其深层次背景是整个清王朝未能完成从传统“天下观”到现代国家观念的转型，也未能建立起一套高效、集中、以国家利益为唯一依归的现代财政与决策体系。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多重因素叠加的苦果。它既包含了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装备更新停滞的技术因素，也有战争爆发后李鸿章“避战保船”等指挥失误的问题，同时更是日本举国之力进行现代化改革和长期周密战争准备的对比下，清王朝制度落后、人心涣散、指挥混乱的集中体现。 翁同龢个人的行为，只是在这个腐朽的大厦上推了一把，加速了其倾覆的进程，而非倾覆的根本原因。 回过头看，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恩怨，更像是那个悲剧时代下，两位能臣却无法挣脱历史局限的无奈写照。 他们都被卷入了派系斗争的漩涡，都在自己认知的范围内试图挽救王朝，却最终共同目睹了国家的沉沦。 素材来源：张嵚：甲午战败，是因为“翁同龢对李鸿章公报私仇”？ 2024-08-23 14:58·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