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元宵节，准备回家的孙家栋，发现食堂竟然有红烧肉，一时馋嘴的他，便决定

1950年的元宵节，准备回家的孙家栋，发现食堂竟然有红烧肉，一时馋嘴的他，便决定去食堂吃碗红烧肉再回家，却没想到这碗红烧肉竟改变了他的一生。   1950年元宵节的哈尔滨，一场鹅毛大雪把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今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之一）的校园盖得白茫茫一片。   路上的积雪没过脚踝，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准备收拾行李回吉林扶余老家过元宵的孙家栋，脚步却突然停在了食堂门口，一股浓郁的肉香顺着门缝飘了出来，勾得他肚子里的馋虫直打转。   谁也想不到，就是这碗他临时起意要吃的红烧肉，会把他的人生从汽车设计的书桌，拉向保卫蓝天的战机，最终推上探索太空的征途。   那时候的新中国刚成立半年，物资还很匮乏，红烧肉可不是随便能吃到的稀罕物。孙家栋当时读大二，学的是汽车专业，平时食堂多是粗粮配咸菜，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偶尔给学生们改善伙食。   那天他本想着早点回家，和家人一起煮元宵、唠家常，可食堂飘来的肉香实在太勾人，他犹豫了几秒，还是忍不住推开了食堂的门。   刚盛好一碗红烧肉，油汪汪的肉块裹着浓稠的酱汁，他刚夹起一块放进嘴里，就听见食堂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校领导带着几位穿军装的人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叠文件，一进门就高声喊：“同学们，空军来招人了！国家需要会技术的年轻人，想报名的现在就能填表！”   孙家栋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1950年的中国，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朝鲜战争的阴云已经开始聚集，国家急缺懂机械、会维修的技术人才。   他之前在课堂上听老师说过，咱们国家的战机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能修飞机、造飞机的人少得可怜。   那一刻，嘴里的红烧肉突然没了之前的香甜，他脑子里闪过的全是老师讲的“工业救国”，闪过街头“保卫祖国”的标语。   没等校领导把话说完，他放下碗筷就挤到了报名桌前，一笔一划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当天下午，他就跟着招兵的同志去做了体检，各项指标都合格，傍晚就收到了通知：“你被录用了，明天就去部队报到。”   那晚的雪还在下，孙家栋没回成老家，而是在宿舍里收拾行李。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说自己报名参加了空军，不能回家过元宵了，让父母不要担心。   信里没提那碗红烧肉的事儿，可他自己心里清楚，如果不是那碗肉让他多留了半小时，他可能已经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人生就会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后来他才知道，那次空军招兵在全国几所工科院校同时进行，哈尔滨只停留一天，错过那天，就再也没机会了。很多年后，孙家栋在接受采访时还笑着说：“那碗红烧肉，算是我和国家缘分的‘媒人’。”   从食堂到部队，孙家栋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了军人。他被分到空军航空学校学习，刚开始学的是飞机维修，后来又转去学航空仪表。   那时候的学习条件比学校里苦多了，没有现成的教材，老师就把知识点写在黑板上，学生们抄在小本子上反复背；没有先进的教具，他们就对着老旧的战机零件，一点一点琢磨原理。   孙家栋不怕苦，他总说自己是“沾了技术的光”，在学校学的汽车机械知识，竟然和飞机维修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别人要花三个月掌握的技能，他一个多月就能熟练运用。   一年后，他就成了部队里的技术骨干，负责维护战机的仪表系统，保障战机每次起飞都能准确导航。   很多人说孙家栋的人生转折是“运气好”，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碗红烧肉只是个偶然的契机，真正支撑他走下去的，是那个时代年轻人共有的“报国心”。   那时候和他一起报名参军的同学有十几个，后来有的成了飞机设计师，有的成了导弹专家，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出力。   就像同时期的钱学森、邓稼先这些科学家，放弃国外的优渥条件回国，不也是因为“国家需要”这四个字吗？孙家栋常说：“不是我选择了航天，是国家的需要选择了我。”   从空军到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身），从研制导弹到设计卫星，他的每一次岗位变动，都是跟着国家的需求走。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孙家栋是这颗卫星的总体设计师。当从收音机里听到“东方红”的乐曲时，他想起了1950年元宵节那碗红烧肉，想起了自己在食堂报名参军的瞬间。   如果没有那次偶然的停留，他可能会成为一名汽车工程师，可正是那次选择，让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技术，用在更需要的国家事业上。   后来他又牵头研制了北斗导航系统，成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可每次有人问起他的人生感悟，他都不会说太多大道理，只会提起那碗改变他命运的红烧肉，提起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家国情怀”。   现在再想起1950年的那个元宵节，那碗红烧肉早已不是简单的食物，而是一个时代的印记，那是新中国刚成立时，年轻人愿意为国家需求改变自己人生的赤诚，是“个人命运跟着国家命运走”的生动写照。 孙家栋后来常对年轻的航天人说：“人生总有偶然的机会，但关键是要在机会来的时候，知道自己该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