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曾说:只有分田到户，农民才有积极性！在公社时期，农民的劳动成果归集体所有，个人收益依赖工分核算，“干好干坏与自己关系不大” 的心态普遍存在。分田到户后，农户的收成直接决定家庭收入 —— 春播时多施一袋肥，秋收时可能多收百斤粮；精心选育良种，就能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这种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的利益机制，彻底改变了 “出工不出力” 的消极状态。正如安徽农村流传的俗语：“分田到户后，农民天不亮就下地，月亮出来才回家”，生动体现了利益绑定带来的积极性爆发。 分田到户前，农民是集体生产的 “执行者”，种什么、怎么种全靠上级安排；分田后，农民成为生产经营的 “决策者”，会主动研究市场需求、学习农业技术。比如，江苏苏南农户发现种桑养蚕收益高于种粮，便自主调整种植结构，形成 “桑基鱼塘” 的生态农业模式；四川农户根据山地特点，摸索出 “玉米套种红薯” 的立体种植技术，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这种主动谋划的意识，正是分田到户赋予农民的 “主人翁” 地位所催生的。 在包产到户推行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不符合大方向，是 “倒退”。但这种观点真的站得住脚吗？我们不妨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深入剖析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管理办法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衡量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对生产力发展起到的是促进作用还是束缚作用。促进生产发展的，无疑就是前进的、好的办法；反之，束缚生产发展的，则是退步、倒退，不是好办法。 这种积极性的提升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不仅满足了社员们自身的生活需求，还有更多的余粮可以出售，增加了家庭收入 。同时，对国家的贡献也相应增加，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1978 年，小岗村 18 户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一纸分田到户的 “秘密契约” 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 “大包干”。次年，小岗村就迎来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 13.3 万斤，相当于 1955 年至 1970 年产量的总和 。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力地证明了包产到户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所以，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倒退，显然是欠妥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它不是历史的倒车，而是顺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一次伟大变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包产到户的讨论中，还有一种担忧颇为常见：包产到户后，会不会出现富的富、穷的穷，进而导致两极分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两极分化。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两极分化有着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阶级分化 。在历史上，两极分化产生的条件是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从而实现发财致富 ；而另一部分人则因为丧失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被剥削的过程中陷入贫困。这里的关键因素是剥削的存在。 而我国实行的包产到户，从根本上与这种导致两极分化的情形有着本质区别。包产到户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户只是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在这个过程中，明确规定不准出租、买卖土地，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土地兼并的可能性，避免了一部分人通过垄断土地来剥削他人的情况发生。同时，不准放高利贷、不准投机倒把等规定，也进一步保障了经济秩序的公平公正，防止了不正当的财富积累和剥削行为。 当然，包产到户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各户之间确实会出现收入差别。这是因为不同家庭的劳动力强弱不同，强壮劳动力多的家庭，在农田劳作、副业生产等方面往往更具优势；技术高低也有差异，掌握先进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的农户，其生产效率和产出质量通常更高 ；投入肥料、饲料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尽一致，优质的投入往往能带来更好的收成。据典型调查，实行包产到户后，各类户人均收入差距，一般在 2 - 3 倍之间，少数户的差距在 5 - 6 倍之间，个别户差距还要大些。 但这种差别与两极分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只是富裕程度的不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由于劳动付出、生产技能等合理因素导致的差异，并非是由剥削关系造成的 。例如，在某村，老张一家劳动力充足，且积极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在包产到户后，通过精心管理自家承包的土地，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收入大幅增加；而老李一家劳动力较少，且缺乏技术，主要种植传统农作物，收入相对较低。但老李一家依然拥有土地的承包权，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的收益，不存在被老张一家剥削的情况。这种收入差距是在公平竞争、按劳分配基础上产生的，不仅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反而能够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
老钟
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