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目！“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曾说：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个田地。悔呀！世界上无论什么名望，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 季羡林的母亲生活在鲁西北一个贫困村庄，一生与土地为伴，从未读过书。 季家曾有过短暂的兴旺，九叔中奖后寄钱回家，父亲盖了瓦房、置了田地，却又因招待四方朋友迅速败落。母亲就在这样起起落落的生活里，养育着年幼的季羡林。 家里常年以红高粱饼子充饥，那种又苦又涩的味道，成了季羡林童年最深刻的味觉记忆。 母亲把所有能省出的好东西都留给儿子。 夏天麦收时节，季羡林跟着邻居大婶去富人地里拾麦穗，半天也只能拾半篮子。这些麦粒由母亲亲手搓出来，磨成面粉后蒸成馍馍或贴成饼，作为对儿子劳动的奖励。 有一年中秋节，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月饼，掰给他吃，自己却一口未动。对门卖牛肉的作坊偶尔有便宜肉汤，姥姥送来的罐子里若有一块牛肚子，也成了他独享的美味，母亲从不舍得触碰。 六岁那年，季羡林离开故乡，前往济南投奔叔父求学。这一别，成了他与母亲相处的终点。 此后多年，他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到洋研究院，一步步走向学术高峰，精通英、德、梵等多种语言，成为世界上少数精于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 他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著作汇编成二十四卷的《季羡林文集》，获得无数学术荣誉。 但这些成就，终究没能换来与母亲重逢的机会。 在外求学的日子里，季羡林与母亲的联系稀薄。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书信往来困难，他只能从偶尔的消息中得知母亲的近况。 他暗暗立下誓愿，等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就立即迎养母亲。 这个愿望还未实现，1932 年的一天，他就接到了母亲离世的消息。彼时他正在北平上大学，赶回家乡时，看到的只有母亲的棺材和简陋的屋子。 季羡林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自己连母亲清晰的面影都记不真切，更想不起母亲的笑容。家境贫困，儿子远离，苦难压在她身上，笑容早已被生活磨去。 对门的宁大婶告诉他，母亲常说 “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怎么也不会放他走的”。这句话成了扎在他心头的刺，让他在往后七十多年里，始终被悔恨缠绕。 这种悔恨伴随了季羡林的一生。他在 1996 年写下《永久的悔》，明确说出自己最深切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那年他已八十五岁，是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大师，却在文字里坦陈对名利的看淡。 他细数童年吃过的 “白的” 馍馍、月饼和牛肚，每一样都与母亲的疼爱相关，而母亲终生只与红高粱饼子为伴，灾年甚至要靠野菜充饥。 季羡林用一生践行着对母亲的思念。他三辞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三项桂冠，始终保持着质朴的生活习惯。 晚年在北京大学的居所里，他依然保留着简单的饮食起居，就像当年在故乡时那样。 他在学术研究之余，写下大量回忆性散文，字里行间总能看到母亲的影子，那些关于食物、关于村庄的细节，都是他对母亲无声的告慰。 这份对母爱的珍视，也融入了他的为人处世。他对身边的人温和宽厚，对晚辈悉心教导，将母亲给予的温暖传递出去。 他的学生回忆，季先生从不摆架子，吃饭时总会把好饭菜推给年轻人，这种体恤，与当年母亲把仅有的白面馍馍留给儿子的举动，有着跨越时光的呼应。 季羡林的悔恨里没有抱怨，只有对亲情的深刻体悟。那些学术成就构筑的辉煌，在母亲的背影前变得轻盈。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亲情从不需要用名望地位来衡量，陪伴才是最实在的回馈。这份藏在文字里的赤子之心，让每个读到的人都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那些被忽略的温暖瞬间，也懂得了及时珍惜的意义。 这颗对母亲充满愧疚的心灵，终究在文字里找到了寄托。那些关于故乡与母爱的记述，超越了学术著作的影响，成为流传更广的精神财富。季羡林用一生的遗憾，为世人点亮了亲情的灯火，这便是最动人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