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中共中央任命李先念同志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武汉市市长，这张照片是李先念同志上任后在武汉江面的轮船上考察时的照片。 李先念这个人，看照片，总觉得他脸上明明白白写着“不好惹”三个字。 他不爱笑，嘴角总是向下撇着，眼神也锐利。跟他共事过的人说，他说话办事，不喜欢绕弯子，一句是一句，像个木匠用墨斗弹直线，准得很。 他年轻时，还真就是个木匠，在湖北黄安那个穷地方，不学门手艺就没法糊口。 后来跟着闹革命，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特别是西路军那次，败得太惨了，能活着从祁连山的冰雪里爬出来，都算是阎王爷打盹。 这种经历，会把一个人身上所有花里胡哨的东西都刮掉，剩下的，都是最实在的。 他懂什么是饿肚子，懂什么是没衣服穿的冷，所以他一辈子，最信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的粮食、棉花和钱。 1949年，他回到湖北管事，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 当时的物价，跟疯了没什么两样，早上能买一头牛的钱，晚上可能就只够买一盒火柴了。 商人们囤着米和布不卖，老百姓心里慌。 李先念没开什么动员大会，他处理这事的方法很简单，也很直接。缺东西？那就调。 他立刻给上海的陈毅打电话，请求支援。 那边也痛快，一船一船的米和布就顺着长江运过来了。 东西有了，人心就先稳了一半。 接着，他把武汉城里那些有头有脸的商界人物都请来，不骂人，也不扣帽子，就是跟他们一笔一笔地算账，告诉他们跟着共产党走有饭吃，对着干没好果子。 萝卜加大棒，没用多久，市场就稳下来了。 这一下，让北京的陈云都注意到了他，觉得这个打仗出身的人，管经济居然也是一把好手。 后来，他就被调到北京，管国家的钱袋子，这一管，就是二十多年。 那个时候的国家，真叫一穷二白。 他这个财政部长，当得跟个大户人家的穷管家没什么区别，整天想的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找钱。 他开会，不喜欢听底下的人讲理论，他就要听实数。 他听说四川人把出口的猪皮刮下一层油再卖，能多赚一笔外汇，这事儿让他高兴得不行，立刻要求全国都这么干。 听起来是小事，但国家的大账，就是这么一分一分算出来的。 他自己说，他不是什么经济学家，就是个实干家。这话不是谦虚，是实话。他信奉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他那里，账本比理论重要。 他这个人，因为一门心思搞业务，不爱掺和高层的那些人事纷争，所以在政治上，反而有了一种独特的“安全感”。大家觉得他没野心，就是个干活的。 可谁也没想到，1976年那个节骨眼上，历史偏偏就选中了他这个“干活的”。 那年头，气氛紧张得不行。 毛主席去世后，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华想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也就是要得到叶剑英的首肯。 可这两个人之间，没法直接沟通，风险太大了。 必须找一个中间人，一个两边都信得过，而且嘴巴严实、政治上又相对中立的人。 找来找去，最后的人选就是李先念。这个任务，是提着脑袋去干的。李先念找了个去香山散步的由头，车开到半路，突然让司机拐弯去了西山叶帅的住处。 到了之后，他跟叶帅的交流，更是小心到了极点。 为了防窃听，收音机一直开着，声音还放得挺大。很多关键的话，不敢说出口，都是写在纸上，看完就立刻烧掉。就在那样的环境里，李先念准确地把华的意思传达到位，又把叶帅的态度带了回来。 他就像一个最关键的传球手，成功地把球传到了最需要的地方，促成了一次扭转乾坤的“射门”。 事情办完后，李先念又是那个出来踩刹车的人。 他反复说，不能杀，这倒不是他同情那几个人，而是他觉得，一个国家不能再靠杀人来解决政治问题了。 冤冤相报，只会让仇恨越积越深。 国家要往前走，就得学会按规矩办事，哪怕这个规矩刚开始建立起来很麻烦。他经历的动荡太多了，他怕了，他怕这个国家再也经不起折腾。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整个国家都像一辆加足了油的快车。 李先念作为老一辈的领导人，他当然希望车能跑得快，国家能尽快富起来。 但他开了一辈子车，也修了一辈子车，他知道车开得太快，容易翻。所以，当他觉得速度太快、方向有点偏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说几句，提醒大家稳一点，看清脚下的路。 当时有些年轻人觉得他思想保守，跟不上趟了。 但现在回过头看，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确实也需要旁边有这么一个声音，时常提醒一下风险。 他这个人，一辈子都过得挺严肃，不爱开玩笑，也不喜欢跟人拉家常。 但有一次在火车上，他跟周恩来一起打牌，总理脑子快，牌技又好，总是赢他，还老说他打得不行。 下了车，李先念居然很认真地跟总理抱怨，说以后不跟他玩了，因为总理老是“剋”他。 那个时候，他不像个国家领导人，倒像个受了委屈、又有点不服气的小老弟。 或许，在那一刻，他才真正放松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