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美西方迷信“政治正确”，为啥却批判我们迷信权威？其实，政治正确把某些东西神

明明是美西方迷信“政治正确”，为啥却批判我们迷信权威？其实，政治正确把某些东西神圣化、绝对化，并将其置于理性批判之外，恰恰就是迷信权威的表现，而这又是因为美西方长期处于神权统治之下。 在人类思想丛林中，某些思维模式如同深植地下的根系，即便地表之上的植物已经更替数代，但这些根系依然保持着古老的形态，悄然滋养着新生的枝叶。 西方神权思维就是这样一种根系，它表面上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逐渐隐退，实际是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持续影响现代西方社会的认知结构与政治实践。 托马斯·阿奎那更进一步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与基督教信仰相结合，使神权统治获得了系统性哲学辩护。比如他用“四因说”论证上帝作为“第一因”的存在，将自然法则与神意统一，为“君权神授”提供形而上学依据。 在西方文明中，这种长期的神权统治塑造了一种独特的认知结构：真理来自于上天启示，而非人间实践；权威合法性来自其与神圣源泉的接近程度，而非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伏尔泰曾说：”砸烂臭名昭著的东西！”但启蒙的闪电过后，人们往往又在新的神坛前点燃蜡烛。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西方并未真正摆脱这种神权思维，而是发展出一系列精致的变种。 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缺乏传统权威的民主社会中，“多数暴政”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专制形式。这种依托于选票的多数至上主义，表面上尊重个体意志，实际创造了一种新的“神权”。 “制度崇拜”构成了另一种现代神权思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代表。他将特定的政治制度神圣化、绝对化，并将其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点。 在这种叙事中，西方民主制度被赋予了中世纪教会的地位，成为普世拯救的唯一道路。完全忽视了制度本身是人类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非不容置疑的崇拜对象。 魔幻的是西方社会却将这种神权思维投射到对我们的批评中，创造了一种东方主义扭曲镜像。他们指责我们“迷信权威”，却无视自身社会中对制度、对政治正确、对“主流共识”的盲从。 他们批评我们崇拜权威，却忘了自己每天都在给民主神像上香。他们批评我们跪拜皇帝，却看不见自己跪倒在普世价值的神坛前。这种批评恰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将自己视为评判全世界的标准，而将其他文明的不同实践视为偏离正轨的异常。 恰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揭露的认知暴力：西方将自己塑造为理性的、进步的、解放的，而东方则被想象为专制的、停滞的、需要救赎的。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将知识的价值锚定在实践效果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盐铁论》中记录的那场著名辩论，展现了不同政策观点之间的平等交锋，没有谁因地位崇高而自动拥有真理。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思维方式不预设绝对的权威，而是允许不同观点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接受检验。中国历史上的“禅让制”理想、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训诫、史官不畏权贵实录历史的传统，都体现了对真理高于权势的认可。 这种“谁有理听谁的”传统，与西方神权思维的“谁位高听谁的”形成了鲜明对比。尼采曾公开宣称“上帝已死”，其实，上帝或许已经死了，但神坛还在，只是换了崇拜对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