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剧照，而是陈宝仓烈士牺牲前，敌人给他拍下的最后影像，这位已经50岁的中年汉子，脖子上勒着麻绳，穿着一件旧西装，眼神坚定，毫无惧色。 说起这张照片，总让人心里一沉。它不是什么电影里的道具，而是国民党当局在1950年抓捕陈宝仓后，特意安排的记录。那年他刚满50岁，身上那件旧西装是他们从他住处随便翻出来的，麻绳套在脖子上，明显是预备行刑的架势。可他的眼神，就跟当年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一样，稳稳的，没半点慌张。这张影像流传下来后，成了很多人了解他一生的窗口，也提醒着那段隐蔽战线上的血泪史。 陈宝仓这个人，出生在1900年4月15日，北京城里一个军官家庭，祖籍河北遵化。家里条件不算差，父亲是清末的武官，从小耳濡目染军旅事。他小时候就跟着父亲练骑射，基础打得牢实。1918年，他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那时候学校里规矩严，训练苦，他假期还常步行从保定跑到北平，省下盘缠买书啃战术。1923年夏天毕业后，他没像有些同学那样四处碰运气，直接跟几个要好的军校哥们儿——郭宗汾、段翔九他们——一块儿去太原投奔阎锡山。那会儿阎锡山在山西站稳脚跟，部队里机会多，陈宝仓从一个普通排长干起，手底下管着几十号兵，负责巡逻和筑壕啥的。 军阀混战那几年，他一步步往上爬，全靠实打实的本事。排长时，他带队在晋北山里挖排水沟，营长了又去河谷拉铁丝网，团长阶段指挥侧翼迂回，师参谋长时军衔到上校。没啥后台，就凭战场上那股子准头和耐力，熬出来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一打响，全民族抗战拉开帷幕，他调到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当教育科长，还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张发奎那时候是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淞沪会战刚开打，他就指挥部队在武汉周边构筑工事，挖壕沟、设路障，防着日军从长江水路摸上来。武汉会战打得最凶的时候，他在前线调度兵力，调整布防，还抽空去越南边境靖西一带，帮当地搞经济反封锁，查禁走私，改组民团，宣传抗日联防。岳圩战斗里，他的布置让部队毙伤日军三四百人，当地老百姓记着这份功劳。 抗日打到后期，他运气差点儿。1938年日军空袭指挥所，一枚炸弹碎片崩到他右眼，从此瞎了那只眼。可他没歇着，养伤没几天就回阵地。1940年德安战役，他率部在江西山坡设伏，精准开火，砸了日军机枪架，击毙联队长田中大佐，那仗打完，部队士气高涨，算是给日寇来了一记重拳。抗战期间，他还去过第四战区当副参谋长，第八集团军参谋长，战区长官部高参，辗转南疆，威震一方。1945年胜利了，他主持青岛日军受降仪式，码头上接过敌方军刀，那一刻见证了八年血战的收官。可好景不长，国民党内部腐败越来越露骨，军官们忙着捞油水，内战一开打，他就看不下去。老百姓遭殃，他心里堵得慌，早想抽身。 1948年春天，转机来了。他在香港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算是找到了方向。那年国民党还给他升官，防务部中将高参，听着风光，可他早看穿这层皮。相反，他利用这个身份做掩护，受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民革中央派遣，1949年潜入台湾，开展地下统一工作。去台湾那会儿，风险大到随时掉脑袋，他二话不说就上路。到了岛上，他表面上当高级参议，暗地里联络同志，交换情报，配合“大舅”——吴石他们——推动祖国统一。台湾国民党当局那时候白色恐怖正盛，保密局到处抓人，他小心翼翼，化装成商人走街串巷，深夜在小旅馆折纸条传消息，手指头都练出老茧。 可惜，树大招风。1950年2月，地下党高层蔡孝乾被捕后叛变，把一大批人供出去，包括吴石、朱枫、聂曦和他自己。国民党特务顺藤摸瓜，6月上旬破门抓人，没给公正审判，直接扔进特别军事法庭，草草判死刑。陈宝仓和其他三人——吴石、聂曦、朱谌之——被列为“台湾大间谍案”主犯，6月10日下午，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那天他50岁刚过，国民党当局还安排摄影师拍了行刑前照，留作所谓“证据”。这张照片后来流传，成了他不屈的标志。枪决后，遗体草草埋在郊外乱坟岗，没碑没祭，国民党封锁消息，岛上地下网络几乎全毁，超一千名同志被捕杀，高层几乎死光。 陈宝仓走后，事情没完。1951年，华东局批准朱枫为烈士，上海市委组织部也跟进。1952年7月，毛泽东亲笔签署《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零零玖，寄到他家属手里，北京家里人围着灯看那证书，眼圈红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主席李济深也书面证明，他是到台湾从事统一工作而牺牲的，这话在香港秘密传开，鼓舞了海外同志。1953年2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办公祭，李济深主祭，祭坛上堆满鲜花，亲友焚纸钱，烟雾里读祭文。他的外孙女李敏后来回忆，外祖父那副旧眼镜还留着，镜片上刻着抗日时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