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利川，女子郦某婚后两次出轨，第一次丈夫原谅了她，第二次她干脆搬离家中，还主动提起离婚。丈夫勇某同意离婚，却要求对方赔偿精神损失。法院判决虽支持了离婚及赔偿请求，但仅判赔1万元。面对这一数字，丈夫难以接受，公众也议论纷纷：“两次出轨，只赔1万，公道何在？” 郦某与勇某结婚多年，育有一儿一女，家庭原本稳定。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夫妻间的矛盾开始浮现：经济压力、育儿分歧、沟通不畅，使得两人的感情逐渐冷淡。2024年初的一次聚会，成为他们婚姻的转折点。郦某独自外出喝酒，结识了一名男子。酒后失控，她与该男子发生了关系。 次日清晨，郦某醒来后懊悔不已。她主动向丈夫坦白，希望得到原谅。勇某愤怒至极，提出离婚。可在双方父母的劝说下，勇某最终选择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妻子。郦某也写下保证书，承诺“绝不再犯”。 但生活的裂痕一旦形成，信任便难再重建。2025年初，郦某再度与另一名男子发展婚外情，这一次她没有隐瞒，也没有道歉。她离家出走，甚至不再照顾孩子。勇某彻底心灰意冷，准备起诉离婚，却发现郦某已经先一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在庭审中，勇某表示愿意离婚，但提出要求：郦某应当承担婚姻破裂的责任，并赔偿精神损害。法院在审理中确认，郦某婚内两次出轨属实。根据《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法院认为，郦某的行为符合“其他重大过错”情形。婚内出轨破坏婚姻关系稳定，理应承担民事责任。然而，法院最终仅判决郦某向勇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这一判决结果引发讨论——为何两次出轨仅赔1万元？ 其实，从法律角度看，精神损害赔偿并非惩罚性制度，而是一种“抚慰机制”，旨在弥补无过错方的精神创伤。《民法典》第1183条明确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在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时，会综合考量三个核心因素：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经济状况。 首先，关于过错程度。虽然郦某出轨两次，但并未与第三者长期同居，也没有涉及财产转移、虐待、遗弃等恶性情节。按照司法惯例，法院在量化赔偿时，会将“同居”“重婚”等情形视为更严重的过错情形。多次出轨虽属重大过错，但仍低于上述等级。 其次是损害后果。法院在认定精神损害时，不仅看行为本身，还要考量无过错方的精神痛苦是否达到“严重程度”。若勇某能提供心理诊断报告、工作影响证明等证据，赔偿金额可能更高。但他仅陈述“精神受损”，缺乏实质性证据，因此法院酌定金额较低。 第三，法院还要考虑经济能力与当地生活水平。在湖北利川，当地平均收入不高，法院在衡量双方经济状况时，也会兼顾实际支付能力与社会承受度。因此，即便法院承认郦某存在重大过错，也不可能判处巨额赔偿。 从法理上说，这1万元并非对感情背叛的“惩罚”，而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种经济安慰。 在公众看来，这样的金额似乎“微不足道”，但法律的目的从来不是替代道德评判。司法只能处理“证据可量化”的部分，而非情感的全部痛苦。法院能确认的，仅是郦某的法律过错，而不是她的道德罪责。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婚内过错赔偿案件逐渐增多，但赔偿标准普遍偏低。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婚内出轨导致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平均金额约为5000至30000元之间。极少数案例如存在重婚、暴力或财产欺诈，赔偿额才可能超过5万元。 法院认可勇某“无过错方”的身份，判决郦某承担责任，这本身就是对婚姻忠诚制度的法律肯定。《民法典》中的婚姻制度强调，“婚姻应当建立在自愿、平等、忠诚的基础上”，违反忠诚义务不仅是道德失范，更是法律违约。 有趣的是，法庭上郦某辩称：“我出轨是因为感情没了。”但法院指出，即便感情破裂，也应在解除婚姻关系后另行开始新生活。婚内出轨不是解决情感问题的出口，而是法律底线的越界。 对于勇某来说，1万元的赔偿或许难以抚平创伤，但这场判决至少给了他一个法律上的确认——他是那个被伤害、被背叛的一方。而对于公众，这个案例也提醒：法律无法替代道德，但它能划清界限——忠诚不是选择题，而是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