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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美援朝时,头脑最为清醒的美国高层,恐怕就是美国防长马歇尔了,他说的一番话,

中国抗美援朝时,头脑最为清醒的美国高层,恐怕就是美国防长马歇尔了,他说的一番话,让人惊讶,此人的智慧非常不一般! 他说:“中国人讲义气,朝鲜有难的话,中国大概率会帮。” 这话听着简单,但背后是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深刻理解。这是一种东方人特有的情义和战略考量,是西方人单纯从利益角度很难理解的。可惜,前线的麦克阿瑟根本听不进去。他手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队,那种骄傲,让他听不到任何警告。 后来,当志愿军真的跨过鸭绿江,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后,马歇尔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说:“我们自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好像什么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 这话里透着深深的无奈和反思,简直是对麦克阿瑟那种盲目自大的最好注解。 等到前线的情报雪片一样飞到华盛顿,说跟他们交手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情局和麦克阿瑟都还在犯迷糊,搞不清中国到底来了多少人,是些什么部队。麦克阿瑟一开始甚至固执地认为,入朝的志愿军最多三四万人,主力根本没动。为啥?他的逻辑很简单:我的飞机天天在天上转悠,几十万大军调动,我能发现不了? 他不知道,我们的志愿军用了一招绝的,叫“昼行夜宿”。白天像石头一样趴在山林里,伪装得天衣无缝,晚上再急行军。这种惊人的纪律性和战术,完全超出了美军的认知。 就在麦克阿瑟被打蒙圈的时候,马歇尔又给出了他第二个惊人的判断。他看着情报,跟杜鲁门说:“他们对外说是志愿军,我看,这很可能是他们的精锐。” 他为什么这么判断?马歇尔不像麦克阿瑟那么轻敌,他做过功课。他告诉内阁成员,这支军队可不简单,他们刚刚打败了日本人,紧接着又在三年内把蒋介石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说明他们拥有全世界最新的、最丰富的实施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而且,他还特意提到了中国的兵法传统,他说:“别忘了,写《孙子兵法》的孙子就是中国人,这支军队的战略战术水平,一定很高明。” 事实证明,马歇尔又说对了。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都是第四野战军身经百战的王牌部队,那些士兵和将领,哪个不是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说是精锐中的精锐,一点不为过。 这就引出了马歇尔的第三个观点,也是最让当时美国军方高层刺耳的一个观点:中国军队有着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他甚至认为,在战斗经验这个层面上,美军不如中国军队。 这话在当时有多“政治不正确”。美国是二战的最大赢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在马歇尔看来,美军从1942年才算正式大规模参战,到1945年结束,也就三年多。而新中国的这支军队,从1927年算起,在血与火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一群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将领,和一群主要经验来自三年战争的将领,谁更老辣?答案不言而喻。 能放下世界第一的架子,谦虚地承认对手在某些方面比自己强,这样的马歇尔,其实比那个咋咋呼呼的麦克阿瑟要可怕得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马歇尔,能有如此“人间清醒”的认识? 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的工作经历决定的。马歇尔和麦克阿瑟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将领。麦克阿瑟是一员猛将,喜欢亲临前线,靠着天才般的直觉和冒险精神打仗,“仁川登陆”就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但他这种风格,也容易导致刚愎自用。 马歇尔不一样,他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扮演的是“参谋”和“规划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他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是整个美国战争机器的总调度师。人员调动、物资生产、战略规划、盟军协调……所有这些都需要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海量的情报和数据,做出最冷静、最理性的分析。艾森豪威尔、巴顿这些名将,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种经历,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相信数据和情报,而不是直觉和情绪。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来过中国,而且待了不短的时间。 1945年二战刚结束,马歇尔就被杜鲁门派到中国,身份是总统特使,任务是调停国共矛盾。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可不是待在官邸里喝茶。为了斡旋,他踏遍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光是庐山就上了八次。他不仅和蒋介石、何应钦这些国民党高层反复谈判,也和我们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 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了一种远超其他美国高层的、直观且深刻的认识。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低效,也感受到了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和强大的组织能力。 所以,当朝鲜战争爆发,别人眼里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时,马歇尔脑海里的中国,却是一个有着坚韧人民、古老智慧和一支刚刚打赢了解放战争的强大军队的复杂形象。这种认知上的深度,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完全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