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抗日联军秘密营地里，大家看着一个四肢完全腐烂，只剩躯干的人不停流泪。几个月前，正是他将300名日军引进深山，将日军困死在了冰天雪地中。 1937年的冬天，东北的雪下得能埋住半个人。黄有所在的抗联部队接到消息，鬼子要来“扫荡”，必须马上转移。断后的任务，落在了黄有身上。 他没能跑掉，被抓住了。 日本人挺意外，因为他们查过黄有的底细，是个地主家的儿子，有点家底。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最怕死，不可能跟山里那帮“穷棒子”真心实意地干。威逼利诱一番，肯定能让他带路，端了抗联的老窝。 他们确实“说服”了黄有。面对日本人的枪口和许诺的金条，黄有表现得非常“识时务”，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满口答应带路。 日本人得意洋洋，押着黄有，纠集了300多号精锐，浩浩荡荡地进了山。他们以为一场大功马上就要到手。 但他们不知道，黄有早在1935年就对家人说过：“没有国哪有家，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 他是揣着卖掉家粮换来的钱，毅然加入的汤原游击队，是个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 日本人更不知道，他们踏上的不是通往功勋的路，而是一条黄有用生命给他们规划好的黄泉路。 黄有领着这三百鬼子，在雪地里东转西绕。他故意避开了抗联真正的营地“四块石”，一头扎进了小兴安岭最深处，那片连猎人都不敢轻易涉足的原始森林。 一连走了四五天，滴水成冰的天气里，日本人的体力消耗巨大。有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黄有的心思缜密：一路上，他几乎不吃自己带的干粮，每到饭点就找日本人要吃的。罐头、饭团，来者不拒，吃得干干净净。他必须保证自己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这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鬼子终于起了疑心。带队的军官把枪顶在黄有脑门上，问他到底还有多远。黄有指着前方不远处，平静地说：“快了，就在前面。” 果然，他们看到了一排房子。日本人瞬间兴奋起来，迅速架好机枪，摆开战斗队形。可喊了半天话，里面死一般地寂静。等他们小心翼翼摸进去，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房子早就废弃了。 这下，傻子也知道被耍了。愤怒的日本兵把黄有围了起来，但黄有只是摊摊手，说自己被俘这么多天，抗联肯定转移了，他也无法掌握最新动向。这理由，无懈可击。鬼子虽然气得牙痒痒，但也拿他没办法，毕竟还需要他这个“向导”。 当天深夜，趁着哨兵打盹，黄有借口上厕所，一头钻进了茫茫雪林。 他成功了。那300名日军，被他带离了出发地几百公里，补给耗尽，又冷又饿，彻底迷失在了冰天雪地里，最终大部分都活活冻死、饿死在了那片无人知晓的深山中。 黄有逃出来后，手脚也冻得失去了知觉。幸好被抗联的战友发现，才把他救回了营地。当他用微弱的声音讲完整个经过，战友们立刻组织起来，去山里“包饺子”，轻松解决了剩下奄奄一息的鬼子。 胜利的欢呼声还没散去，黄有的身体却垮了。他的四肢因为严重冻伤，开始发黑、腐烂，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真的就只剩下了躯干。 他不是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断了手脚，而是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被东北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活生生“吃”掉了四肢。 我们总以为战争就是枪林弹雨，是冲锋陷阵。但实际上，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对我们的战士来说，最大的敌人，除了侵略者，还有大自然本身。 这绝不是个例。几年后，在中国的另一端，中国远征军的遭遇，更是把这种残酷推向了极致。1942年，十万远征军兵败缅甸，被迫撤退。其中，杜聿明将军率领的数万部队，选择了一条他们地图上看似是捷径，实则是地狱的路线——穿越野人山。 那不是一座山，那是一片方圆几百公里的原始丛林。遮天蔽日的树林，毒蛇、野兽、瘴气、还有无处不在的蚊子和蚂蟥。老兵回忆，那里的蚊子张开翅膀像蜻蜓，蚂蟥落在身上就开始吸血。 他们很快就断粮了。吃完了战马，就开始吃皮带，吃枪套。老兵贾兵和两个战友，饿得头昏眼花，靠一顿烤蛇肉才捡回一条命。更多的人，因为误食毒草、毒蘑菇，痛苦地死去。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疾病。连日的暴雨，无处不在的瘴气，让无数士兵高烧不退，浑身长满红包，最后在泥泞中倒下，几个小时就被蛆虫啃食成一堆白骨。出征时十万大军，最后活着走出来的，不到四万人。 大多数人，没有死在冲锋的路上，却倒在了归国的途中。 无论是东北的冰雪，还是缅甸的丛林，大自然从来不会因为你怀有崇高的理想，就对你网开一面。它用最原始、最冷酷的法则，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极限。 在这样的极限考验下，人的意志，就成了唯一的武器。 在那场伟大的战争中，有无数像他们一样倒在野人山里的无名将士一样的英雄。他们的功绩，不一定记录在每一次战斗的捷报里，却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上。 他们用血肉之躯，对抗着枪炮，也对抗着饥饿、严寒和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