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叫叶依奎的老头哆哆嗦嗦地回到大陆。下了飞机，他没回家，直奔组织，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撕开自己棉袄的内衬，掏出一份发黄的名单，说：“我叫谢汉光，我回来了。” 这一幕里藏着的，是四十多年没说出口的秘密，和一份沉甸甸的坚守。 谢汉光本是学林业的读书人，抗战时在大学里受党员老师影响，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抗战胜利后，他受组织委派去台湾，借着林业试验所所长的身份做掩护，悄悄安排了不少同志。 有的去中学教书，有的进农林机构，这些人就像撒在台湾的火种，靠他这个“站长”串联起来。 1947年他正式入党，那会儿他大概以为，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1950年，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后变节，把组织关系全供了出去。 一时间到处都是搜捕的刑警，1800多人受牵连，不少战友没能逃过，谢汉光接到战友张伯哲的紧急提醒，连夜逃了出去。 他一路躲到台东深山，多亏一位农民收留，又用两个金戒指换了个身份，顶替村里失踪一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从此成了“没身份”的人。 深山里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他在林场帮人砍树、种山芋，住的是漏风的木屋，吃的是掺着沙子的杂粮。 村民见他孤身一人，劝他再找个伴，他都婉拒了，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连累别人，更怕暴露身份。 那份写着战友名单的纸，被他缝在贴身衣物里，白天干活贴着胸口，晚上睡觉压在枕下，连洗澡都要攥在手里。 他知道这名单是战友们的性命符，只要自己活着，就得把它护住。 这一藏就是38年，当年的青年熬成了老头，手指因为常年劳作变了形，背也驼了，但那份名单被他摸得光滑，字迹却依旧清晰。 1988年台湾开放探亲，他攥着叶依奎的身份证，揣着缝在棉袄里的名单，踏上了回大陆的飞机。 他没先找老家的亲人，心里最急的是把名单交出去，让组织知道那些战友的下落。 可刚回来时，没人信他的话，当地政府只当他是困难台胞，每月给二十元补助，他不甘心，四处打听当年的战友，终于找到在汕头大学当图书馆主任的陈仲豪。 两位老人见面时，都认不出对方的模样，直到说起当年安排工作的细节，才抱着哭了一场。 陈仲豪帮他向上反映，这事儿一路报到了中组部，经过好几年的核查，1994年他的身份终于被确认，党籍也恢复了，还补办了离休手续。 这时他才敢回广东丰顺老家，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妻儿，原来他早就有了儿孙，只是这几十年里，他连打听的勇气都没有。 晚年的他话不多，常坐在院子里摸那份已经装裱起来的名单，上面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失踪了，活着的没几个。 1996年他离世时，手里还攥着那张薄薄的纸。 有人说他傻，为了一份名单苦了一辈子，可他心里大概清楚，他守的不只是名单，更是对战友的承诺，对组织的忠诚，这份跨越四十多年的坚守，比任何誓言都有力量。 参考资料：梅州网《潜伏台湾42年，回大陆找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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