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叫叶依奎的老头哆哆嗦嗦地回到大陆，下了飞机，他没回家，直奔组织，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撕开自己棉袄的内衬，掏出一份发黄的名单，说：“我叫谢汉光，我回来了。” 1950年，一张字条摆在他面前，“速离，保命为要”。与此同时，他手里攥着另一张纸，一张用毛笔抄写的发黄纸页，上面是126个潜伏同志的名字，他没选生路，他选了这张纸。 这份名单到底是什么？它从来都不是一张简单的纸，在接下来的38年里，它有了自己的生命，一种三重生命。 它既是谢汉光在深山里赖以活命的物理载体，也是他对抗孤独的精神圣殿，更是最终带他“回家”的唯一桥梁。 要在荒山野岭护住一张薄纸，这本身就是一场物理战争，名单的存亡，就是那126条人命的存亡。 他把名单缝进贴身衣物，白天贴着胸口，晚上压在枕下，洗澡时都得死死攥在手里，后来，他又把名单装进布袋，时刻系在腰间。 可深山潮湿，纸张会烂，他便在床底下挖了个地窖，里头衬上好几层油纸，给名单造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家。有次台风掀翻了屋顶，他整个人都淋在雨里，却死死抱着装名单的木盒，在墙角熬了一整夜。 最悬的一次是六十年代的户口清查，警察就在眼前，他手心全是汗，心里怕的不是身份暴露，而是汗水会把名单上的墨迹给晕开，他靠着编造的身世和谎话混过去了，警察一走，他直接瘫坐在地。 后来，38年过去，他终于要回家了。他又用上了最原始的方法，把名单重新缝进了旧棉袄的内衬里，这趟旅程，是要把这份物理载体，从一个求生的秘密，变成一个交付的使命。 如果说保护纸张是场物理战，那对抗遗忘就是一场精神上的血战，在花莲山区的煤油灯下，他一遍遍地默背那126个名字。这不是阅读，这是一种仪式，他要把纸上的墨迹，刻进自己的脑子里。 为了守住这座记忆的圣殿，他几乎隔绝了自己的一切，他拒绝再婚，怕连累别人，更怕“叶依奎”的世俗生活，会污染“谢汉光”这个守护者的纯粹。 有一次在集市上，他听到有人讲家乡话，那种乡音让他心头一颤，可他只敢远远地看，根本不敢上去相认，夜里做梦，他会下意识地喊出母亲的名字，醒来后，竟会懊悔地扇自己耳光。 在他启程回大陆的前一晚，他对着大陆的方向，重重地磕了几个头，他轻声念着名单上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名字，仿佛在说：兄弟们，我带你们回家了。此刻，他不再是孤独的守护者，而成了126个灵魂的引路人。 这份名单，更是连接“叶依奎”与“谢汉光”这两个撕裂身份的唯一桥梁，38年里，他是砍树、种槟榔的农民叶依奎，但那份名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是背负着天大秘密的谢汉光。 1988年，他一踏上故土，没先回家，而是直奔组织。在众人面前，他撕开棉袄内衬，掏出那份名单，然后大声说出了那个埋藏了近四十年的名字：“我叫谢汉光”。这个动作，宣告了“叶依奎”的死亡，和“谢汉光”的重生。 可故事没有就此圆满，一开始，没人相信他的故事，只当他是个生活困难的台胞，每月给他发20块钱补助，原来，只有一张名单是不够的，他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战友陈仲豪。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早已认不出彼此的模样，靠着一点点回忆旧事的细节，才终于相认，抱头痛哭。通过战友的证明，再经由中组部长达数年的核实，直到1994年，他的身份和党籍才被正式恢复。 名单，完成了它作为“物证”的使命，被小心地装裱起来，谢汉光还有一份复印件，他常常在灯下用红笔标注，这个“已找到亲属”，那个“待查”。他的余生，就是为名单上的每个名字，画上一个句号。 1996年，谢汉光走了。据说，他离世时，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份名单，也或许，他枕头底下，还压着那份标注过的复印件。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那张发黄的纸，早已和他融为一体。他用一辈子证明了一种信仰，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能扛着所有人的名字，走到底。 参考资料：梅州网《潜伏台湾42年，回大陆找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