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提到白求恩，多数人脑子里冒出来的都是“高尚”“伟大”这类标签，好像他天生就是个完美的英雄符号。   很少有人去琢磨，一个在加拿大拿着高薪、医术顶尖的胸外科专家，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漂洋过海跑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最后把命都搭在这儿，图什么？   说起来，白求恩最早可不是奔着革命去的，他在底特律开私人诊所那阵儿，算是标准的精英阶层，但诊所开着开着，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来看病的穷人，往往拖到实在扛不住才来，掏不起医药费就只能硬扛，而有钱人哪怕是点小毛病，也能享受到最好的治疗。   更让他恶心的是行业里的猫腻，医生之间互相介绍病人拿回扣，专科医生盯着病人的钱包开药，完全把希波克拉底誓言抛到了脑后。   他偶尔会偷偷去贫民区免费看病，说是想找回当医生的初心，可越看心里越凉，个人的这点善意，在不合理的制度面前根本没用。   后来他自己得了肺结核，在疗养院硬生生从鬼门关爬回来，这下更看明白了，肺结核这病也分三六九等，富人能康复，穷人就只能等死。   从那时候起，他就不再满足于只治人的身体，开始琢磨怎么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真正让他找到方向的是苏联之行，为了去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汽车凑路费。   到了苏联，他没心思参会，满大街找医院和诊所看，他亲眼看到那里的医疗是公家的事儿，不管有钱没钱都能看病，尤其是在防治肺结核上效果显著。   这一下就戳中了他的心结，原来真的有制度能让医疗脱离金钱的控制。回来以后，他就像换了个人，到处演讲呼吁搞社会化医疗，说政府该把老百姓的健康当成头等大事，就像办学校、建军队一样。   这话在当时的加拿大医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同行觉得他疯了，医学会还把他除名了。   他自己组建组织推动医疗改革，结果提案没人理，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折腾了半天，他发现光在嘴上喊口号没用，得找个能实实在在做事的地方。   刚好那时候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势力抬头，共产国际号召各国支援，白求恩二话不说辞了工作，带着医疗队就去了马德里。   战场上的情况比他想的还惨，很多伤员不是死在枪伤上，而是死在送医路上的失血过多。   他灵机一动，弄来一批冰箱，组织当地人献血，再开着车把血直接送到前线，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的雏形。   他经常顶着炮火送血，有一次子弹打穿了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差一点就没命了。   可就算这么拼命，最后还是因为当地势力的猜忌和排挤，被变相赶走了，西班牙的经历让他明白，反法西斯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而且得找真正能并肩作战的力量。   就在他迷茫的时候，碰到了陶行知，在洛杉矶的一个晚餐会上，陶行知跟他讲了中国的抗战形势，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前线拼命，却连像样的医生和药品都没有，伤员死伤惨重。   白求恩一听就定了主意，当场就说要去中国，这话不是一时冲动，他早就从斯诺的书里了解过中共的抗战，知道这是一群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人。   加美共产党很快就委托他组建援华医疗队，宋庆龄又出面协调，帮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阻挠，顺利进入了八路军控制区。   到了延安，毛泽东跟他聊到深夜，他本来可以留在后方医院，却非要往最危险的晋察冀前线跑，说自己的岗位在战场。   在晋察冀的日子，简直是把自己榨干了用，没有手术台就搭个木板，没有药品就自己琢磨药膏，他还设计了能让骡马背着走的“药驮子”，拆开就是个移动手术室。   看到前线缺医生，他就推动办卫生学校，亲自写教材、挑老师，把自己的技术手把手教给当地人。   他总说，一个外国医疗队最该做的不是治病，是留下能治病的人。   后来敌人“扫荡”，他明明能撤走，却非要做完最后一台手术，结果手指被碎骨划破感染。   即便这样，碰到危重病人他还是照样上手术台，最后感染扩散，年纪轻轻就没了。   很多人现在聊起白求恩，总觉得他的行为难以理解，甚至觉得有点“傻”，可其实他的选择一点都不盲目。   他对资本主义医疗制度的失望，让他渴望找到更公平的社会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让他明确了奋斗的方向。   他不是为了当英雄，只是想找个地方，能让自己的医术真正帮到最需要的人，能让自己的信念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