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接替他的徐会之更是我党王牌，但他竟然选择向国民党自首，因此他背负多年骂名。可多年后，人们却发现徐会之当年自首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令人感动的真相。   一个“叛徒”标签，能压垮一个家庭三代人。1951年徐会之被国民党枪决后，他在大陆的亲人出门都要低着头走路，街坊邻居的指点像针一样扎人。   这份屈辱源自1950年那份《人民日报》内部通报，上面明确定性他“革命意志衰退，主动向敌自首”。   没人能想到，三十四年后，当两岸档案陆续公开，这个被骂了半辈子的“叛徒”，其实是用生命给战友铺路的隐蔽战线英雄。   作为黄埔一期毕业生，徐会之和胡宗南、陈赓是同期同学，早年跟着邓演达搞反蒋活动，在天津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公开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为此还被特务抓进过监狱。   邓演达遇害后，他虽与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却始终没停下反蒋的脚步。1945年他当上汉口市长，1947年汉口升级为直接归中央管辖的特别市，他继续留任，这份资历让蒋介石都得给几分薄面，更成了他潜伏的最佳保护色。   1950年春天，徐会之接到了一生中最危险的指令：接替刚牺牲的吴石，重建台湾地下情报网。   那时的台湾就是个巨型牢笼，蔡孝乾的叛变让整个地下组织彻底暴露，特务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搜查，吴石、朱枫等骨干相继遇害，大陆与台湾的情报线路全断了。   所有人都劝他别去，可徐会之只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以“处理旧部遗留问题”为由登上了去台湾的船。他心里清楚，自己的黄埔身份和市长履历，是唯一能在敌人心脏立足的资本。   刚到台湾没两个月，徐会之就察觉情况不对。负责监视他的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是出了名的狠角色，几次“偶遇”都话里有话。   他还发现联络点的暗号被人动了手脚，这意味着自己已经暴露，只是敌人还在等他牵出更多人。   如果被抓后严刑拷打，就算自己能扛住，那些还没暴露的同志也会被顺藤摸瓜，之前吴石用生命保护的线索就全白费了。   1950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徐会之主动走进了国民党政工高官袁守谦的办公室，这位黄埔老同学看到他时，惊讶得手里的茶杯都差点掉了。   徐会之递过去的“自首书”写得密密麻麻，里面全是些早已失效的联络点和脱离组织多年的旧人名。   他故意在里面提了句“彭孟缉曾与我谈及对时局的不满”，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蒋介石心里，因为老蒋最忌惮黄埔系内部结党，后来彭孟缉果然被调离核心岗位，特务系统的节奏一下被打乱了。   这份“自首”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的局。徐会之知道，敌人要的是“破获大案”的政绩，与其让他们乱抓无辜，不如自己送上门给他们一个“台阶”。   他供述的“情报”看似详细，实则全是烟雾弹，特务们折腾了三个多月，只抓到几个早已和组织没关系的老人，渐渐就放松了警惕，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也停了下来。   那些真正藏在暗处的同志，趁机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这正是徐会之想要的结果。   很多人觉得隐蔽战线的英雄都是宁死不屈的，可徐会之的选择恰恰说明，这条战线的残酷远不止于牺牲。   正面战场的英雄有冲锋的号角，而隐蔽战线的特工连喊一声“同志”都要藏着掖着，他们的勇敢往往藏在“妥协”里。   就像当年在北平潜伏的崔可夫，为了获取情报故意和特务称兄道弟，多年后才被公开身份。   徐会之的“自首”也是如此，他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在算一笔更残酷的账：用自己一个人的名声，换几十个同志的命。   蒋介石的多疑最终还是没放过他。1951年11月，案卷递到蒋介石手里，虽然没查出徐会之真正的秘密，但老蒋盯着“黄埔一期”这四个字，越想越觉得不安，毕竟这样的人要是真反了，破坏力太大。   一句“应即枪决可也”，就敲定了徐会之的结局。临刑前，徐会之穿着整齐的军装，要求面朝汉口的方向，那是他曾经掩护过地下党、为老百姓做过实事的地方。   接下来的三十四年，徐会之的家人成了“叛徒家属”，孩子上学被同学排挤，老人看病不敢报真名。大陆这边因为情报线中断，没人能说清他自首的真相，只能让“叛徒”的标签一直贴在他身上。   直到1985年，民政部和安全部重新核查了当年的绝密档案，那些藏在“自首书”里的虚假线索、被误导的特务行动轨迹，才拼凑出完整的真相。   组织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份迟到了三十四年的荣誉，终于送到了他家人手里。   隐蔽战线的英雄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模样，吴石用牺牲彰显气节，徐会之用“自首”守护战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对信仰的承诺。